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等各方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此事变不仅当时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和复杂的反响，而且其后60年间不断为国内外学者和各方人士关注与研究〔1〕。近年来对国内大陆的研究多有介绍和评论， 而对国外和台港研究动向似少论及；现特将国外和台港研究概况略作简述，使大家了解研究特点和趋势并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比较，以利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西安事变的国际反响与外国人士的采访和参与
    西安事变的国际反响与外国人士的采访和参与，实际上是国外研究这一事件的最初开端；亲临其境而又严谨求实的报道，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当时各国的态度比较复杂。事变后苏联政府迅速介入。1936年12月13日，苏联电台播发了《真理报》、《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14日《真理报》发表了社论。苏联的基本政策是希望事变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又违背事实斥责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是叛逆行为，诬蔑张、杨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在英、美方面，亦声称事变为“叛变”，为了使蒋介石继续统治下去，以便在他们的操纵下可以对日本进行某种抵制，故支持和平解决的主张。英、美大使馆与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保持密切联系，并由作过孙中山、张学良顾问，此时已改任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新闻记者W.H.端纳出面积极活动。在日本方面，宣布张、杨已经“赤化”，声明日本不能容忍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支持何应钦打内战，同时勾结希特勒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织亲日卖国政府。
    而在当时目睹西安事变且又参与某些工作的外国记者为美国的A.史沫特莱和英国的J.M.贝特兰。史沫特莱是这年9 月到达西安逗留数日后移住临潼而又于12月7日返回西安的。双十二事变后， 周恩来到西安曾与她交谈。在好多天里，她每晚从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要地阐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会见。翌年2月13日， 她在美国《民族》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事变真相的文章，正如本人所说：“事变的次日，我完全沉浸在新奇的想法中，我是历史演变的见证人。”“西安事变本有可能成为一次局部性的失败，但它终于成了全国性的胜利。”〔2〕贝特兰于12月27日到达西安， 正是蒋介石被释返回南京的第二天。翌年元旦，他即与史沫特莱一起在西安广播电台用英语广播新闻，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及其炮制的各种谣言，把这里的真实情况报道给外界群众。他告诉人们，西安事变不是几个将军私人的冲突而是由于民族敌人无厌的侵略所激起的伟大政治斗争的焦点。〔3〕
    此外，如前所述，曾亲历事变并且参与解决事变问题的W.H.端纳在劝蒋接受和平解决方面起过一定作用。端纳1946年临终前口授由厄尔·艾伯特记录写成《中国的端纳》一书，全书25章。其中第23章《在西安穿针引线的人》讲到他亲身经历或亲身所闻的西安事变的内幕和动因。文中引用事变时端纳致友人书说：“少帅不是举事的首要分子，虽则他对此事要负完全的责任。他不得不亲自保卫委员长，防人伤害他。……少帅……一点也不后悔而且非常高兴他提出的要求都被采纳。首要的事情是停止对共产党人作战。”〔4 〕寥寥数语也透露出端纳对事变的基本看法。
    以上所述外国人士的报道，特别是贝特兰当时采访后据此写成的《西安兵变真相》〔5〕，不仅记录了事变的详细经过， 而且揭示了事变发生的远因和近因，指出事变是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北军民反日运动最尖锐的政治表现。这对向全世界介绍西安事变真相和性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前苏联和俄罗斯对西安事变的研究
    前苏联和俄罗斯对西安事变的研究远不如事变当时的特别关注；已有成果大都停留在一般现代史著作中的顺便提及或个别论文的阐述。专门的著作可说没有。论文观点长期有片面性，近年开始改变。
    从40年代至60年代初，苏联出版的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著作主要有尼基弗洛夫、爱伦堡、尤里耶夫的《中国人民的革命》（1953）、彼烈韦尔太洛等的《中国现代史略》（1959）、以及《世界通史》第9 卷《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部分等都基本采用当时中国史学界的观点，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和中共处理事变的方针持肯定态度。如说：“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就这样不但未成为重新爆发内战的导火线，反而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团结全国人民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协议的基础。”〔6〕
    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苏联出版的有关西安事变的论文有K.B.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和东方》，1978），A.C.季托夫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均载《为建立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1981年版），A.M.格里戈里耶夫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实践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近现代史》1982：2），E.ф。科瓦廖夫的《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苏共历史问题》1985：7），A.г。克雷莫夫（郭绍棠）的《季米特洛夫与西安事变》（载《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1990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等。其主要观点与60年代中期以前有了明显不同。其一，尽管苏联学者认为当时对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途径是正确的，但对西安事变的发动是责备的，甚至一概否定张学良的爱国行动，并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有直接关系〔7〕。其二， 强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要是共产国际帮助下提出的。认为由于共产国际在事变关键时刻和释放蒋介石之后一再提出建议，中共始逐步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最后成功地解决了西安事变并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绝口不谈中共实际收到国际指示的时间和此前中共已经确定的联蒋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其三，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苏联起了决定的作用，认为蒋介石知道，如果不同中共和解，他就不能指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急需的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很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 因此他不能继续实行其消灭共产党的政策〔9〕。绝口不提当年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张学良本人所持的否定态度。
    1991年9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变了国家政治制度， 客观上促使俄国史学家开始放弃对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辩护立场，对过去的研究成果作出反思，并以发掘档案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入手纠正过去的片面性。现在能见到的文献集有：俄罗斯现代历史与文献保管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出版（1994），这对俄、中研究苏联关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认识都有颇大的帮助。至于俄国专门研究西安事变的著述至今尚未见到。
    三、美国对西安事变的研究
    美国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除一般中国现代史著作以及蒋介石、张学良、毛泽东、周恩来传记多有涉及外，曾较早和陆续有论著发表。研究重视引用中文史料和综述研究状况，唯对史料深入研究稍差。
    在40和50年代发表的论著：一是1943年A ·史沫特莱所著《中国的战歌》，对西安事变的经过做了记述。她称赞西安事变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逐渐产生”。一是1957年E ·斯诺的《红色中华散记》中所公布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新材料。内容包括保安寄来的明信片，同某君一席谈，莫斯科在学良问题上的错误，苗剑秋的故事，博古谈西安事变等。他认为中共开始想利用西安事变作为在西安建立西北抗日国防政府的手段，即使不叫蒋完全威信扫地，也要孤立他。莫斯科的突然干预（即所谓斯大林的电报），打断了原来计划，使中共拿不出支持张学良的明确路线来。此观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否定。
    在60和70年代发表的论著：一是范·斯莱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1967）一书中的“西安事变”一节。他不同意斯诺根据新材料提出的看法，认为“毛泽东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决定，力主释放蒋，同时又尽可能保持策略的灵活性。所以这一决定主要是他们自己作出的，而又是因为莫斯科有指示”。一是吴天威的《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1976）。全书从张学良及其时代、双十二事变、南京的意图和政策、中共态势诸方面作了事实考证和具体分析。书后还引用贝特兰和台湾作者的话作为结束语，即“在外部世界看来，西安事变好像失败了，但实际是胜利了。中国人再也不打中国人了。中国建立了新的团结，在这种团结需要时间以形成与加强前，日本迅速和阴险地发动了大规模战争”。“西安事变是中共取得全国的根源。”文中还探讨了中共12月19日文件所以迟迟发表的原因。一是关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九本传记中涉及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记《失去中国的人》有专章写到西安事变，认为事变的结果是复杂的。“国共两党不再处于战争状态。”“几乎可以肯定，西安事变加快了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步伐。”
    在80和90年代发表的论著：一是吴天威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新材料：书目评论》（1984年，《近代中国》1月号）。 作者收集了他认为是新的材料87件（其中我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发表的56件），逐一介绍材料的作者、出处和发表时间，并按专题标以“老问题新看法”作出评述。专题有中共与“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共在陕西的工作、论杨虎城、关于东北军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问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友好关系、双十二事变、周恩来与中共、战还是和的问题、二月第二次政变、共产党问题、张、杨命运。这一新材料对学者研究上述问题还是颇有启发的。一是《剑桥民国史》（1986版）中对西安事变的论述，认为“大众反日的情绪、中日关系恶化、中俄关系改善以及中共对蒋态度的软化等因素”促成事变的发生；终于在“以前的仇敌和未来的朋友、统一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作出和解。”
    四、日本对西安事变的研究
    日本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已有不少论著问世。60年间出版论文著作多种，近年研究逐渐深入，能重视具体考证和提出疑问。但对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变化的宏观考察未尽准确。
    早在事变翌年，《满支时事汇报》曾陆续发表过《西安事变事件》、《西安事变与日本的态度》等材料， 多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 在其50年代的中国现代史著作中对事变偶有涉及。
    在60和70年代发表的论著有石川忠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西安事变》（1963，西摩书房）、《西安事变前后美国的中共观》（1965，外务大臣官房国际资料部）、波多野善大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1973，载《中国近代军阀研究》）、长野广生的《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1975，三一书房）、野原四郎的《有关西安事变的争论》（1979，载《中国革命与大日本帝国》）等。其主要观点为：1.关于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的关系。冈田丈夫对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所写“中共是在接到共产国际释放蒋介石的命令才做出决定的“一点提出异议，并对波多野善大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中把中共说成好像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长野广生在《西安事变》一书中对此做了更深入的探讨。野原四郎则仍认为不足：如对共产国际的文献与中国方面文献的对照不够全面，没有吸取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而且忽略了西班牙战争对中国统一战线运动的影响等。2.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提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波多野善大根据斯诺和张国焘的记述，认为中共串通张学良，逮捕并囚禁了蒋介石，要交与人民审判后处理（所谓杀蒋抗日）。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改为和平处理的方针，释放了蒋介石。野原四郎认为可以根据大量材料得出与之相反的符合实际的结论。3.关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苏联的关系。野原四郎不同意波多野善大的中共完全按苏联的指示行事，而是独自作出的方针。中共14日是否接到斯大林命令姑置勿论，而一周后19日才发通电显然是在进行专门讨论的基础上决定的。
    在80年代以后研究更进一步深入。此时发表的论著有波多野善大的《围绕西安事变的人际关系》（1981）、石川忠雄的《西安事变考--关于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1984，载《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伊达宗义的《西安事变成中国历史的转折点》（1988）等。石川忠雄指出：西安事变这种突发事态的出现，给中共党员带来很大冲击。他们经历了多年的内战，在感情上憎恶蒋介石，要使全体党员彻底理解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对蒋态度的转变，亦非易事。故“事变之初在他们中间甚至党中央里出现杀蒋的说法或近似的见解并不足奇”。但并不能因此笼统断言作为党的方针，而说中共中央采取了杀蒋的立场，“共产党在事变前就已认识到如不把蒋争取过来就很难让国民党参加统一战线。”因此事变当日党中央复电张、杨，务必保护蒋的性命，是可信的。可以看出作者的认识比以前更前进一步。
    五、台港对西安事变的研究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将大量档案移至台湾，这就使台湾学者可能根据丰富史料撰写有关西安事变的论著。台港出版的此类论著和回忆为数颇多。唯所持论点论据海峡两岸学者差距颇大。近年来渐趋缩小。
    在60和70年代出版的专著有孔祥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1960年再版）、刘健群的《银河忆往》（1966）、《西安事变珍史》（1968，香港，1-3辑）、李金洲的《西安事变亲历记》（1972）、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1973）等。发表的论文和回忆录有《西安事变善后殉难的王以哲》（王盛涛）、《西安事变》（王天从）、《西安事变身历记》（万耀煌）、《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处理经过纪事》（曹振）、《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张义举）、《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等，均不同程度披露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并提出若干独到的见解。但总的来说，视张、杨为“叛变”并大多持严厉批判态度，为蒋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行动多方辩解，抹杀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渲染蒋介石“精神感召”作用，声称蒋停止“剿共”是由于中共向国民党“投诚乞和”。至于在史料方面如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国内外学者对此稿曾否被篡改说法不一）的发表，对张与中共的联系，张发动事变的心态，杨在发动事变中的作用，事变发生与中共的关系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80和90年代，台、港对西安事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专著有李云汉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1982）、秦孝仪的《西安事变史料》（1983）、姚立夫的《西安事变珍史》（1988，1992初再版）、王爱飞的《张学良的幽禁岁月》（1995）等。论文回忆有《西安事变六一事变50周年》（唐德刚）、《西安事变50周年感言--史学界应澄清若干不实的记载与传说》（沈云龙）、《西安事变关系中国命运--力行社营救蒋委员长》（邓文仪）、《由七七事变50周年回忆影响这次运动的西安事变》（蒋伟江）、《西安事变原因之研究》（肖良峰）、《西安事变酿成巨祸》（王禹廷）、《张学良三次秘密派我去陕北共区》（周相臣）、《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与共产党》（苏澄基）等。无论从披露史料或对问题的分析都比以前有所进步。例如秦孝仪主编的《西安事变史料》上下二册计百万字，收入总统府机密室和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收藏的大量档案和原始资料，不少系首次发表。此中如周恩来1936年9 月1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和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电， 在台湾能发表此类文件尤具重要意义。又如李云汉在其专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中承认“西安事变乃共产党实施统战政策所产生的成果”，中共“原则上主张谋取和平解决”，“周恩来进入西安，且为‘谋主’，当张、杨发生意见分歧时，乃由周恩来在座解围”。书后所附中共文件，对其日期不详者，还作了必要的如实的考证。凡此尊重史实的记述和力求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做法均值得肯定。台湾一历史学者提出：“我们史学界应该……不含糊，不回避，将‘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毫无隐讳地还它个本来面目，把多年不敢、不愿的‘谜’揭开，向千秋万世的历史作一个忠实的交代。”〔10〕这应该是海峡两岸的史学家都希望这样做而能够共同努力做到的。
    六、几点认识和看法
    通过对国外及台港关于西安事变研究进程的考察和评析，可以获得以下认识和启示：
    一、几十年来国外和台港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与国内大陆同样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史实渐趋准确，认识颇有认同。其原因不外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尊重历史真实，而且不同程度地相互取长补短。有的研究者把有关事变的最新史料和观点及时综合分析、比较研究，达到较全面的了解情况认识问题；而若抱残守缺坚持一隅之见便很难克服片面性，获得对历史的正确了解。
    二、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是不容伪造也伪造不了的。比如西安事变事先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只要从张、杨来电与中共回电即可看得十分清楚。又如事变后中共多次电告共产国际，16日共产国际始回电告知处理方针，因电码差错无法译出，经电请重发，20日始到；而19日中共在收到国际来电前已完整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此即充分说明中共独立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一些研究者的误解和争论就是因不谙此史事引起的。
    三、研究历史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始可科学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有的国外及台港研究者就以《红色中华报》在西安事变次日登载过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5日中共中央通电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忽略对蒋介石个人处理问题在策略上有个发展过程，即由“审蒋”到“保蒋安全”到“释蒋”的变化。同样我们也不应忽略苏联对张学良的认识也有个发展过程。这样始能认识全面。
    四、尽管国外和台港研究西安事变有进展，但亦有史实不准或论述不当之处。由于海内外历史溯源、世界观、价值观各异，研究者出现诸多分歧是必然的。要使研究进一步发展，除了需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以求真的态度按历史本来面目进行研究外，还需要进行国内外海峡两岸的交流和讨论。1986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召开的西安事变50周年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美、法、加和海峡两岸学者多人参加，会上“摒弃个人成见，开诚布公，坦挚交换意见”〔11〕即收到良好效果。经过此类讨论和交流，海峡两岸以至国外的学者和人士，将更好地深入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因果规律；这对于以史为鉴，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无疑可以起到有益的甚至重要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根据西安事变60周年撰写此文初稿时的初步统计， 国外有关西安事变的论著、专著5部（美1，英1，法1，日2），附带论及者31 篇（俄11，美9，日8，加1，法1，德1），论文重要者18篇（俄7，美2，日9）；台港论著、专著7部，附带论及者6篇，论文和回忆重要者50 篇。
    〔2〕[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 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3〕[美]詹姆斯·贝特兰著林淡秋译：《中国的新生》， 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
    〔4〕1937年1月端纳致哈罗德·霍赫布尔德的信，引自《中国的端纳》中译本《端纳与民国政府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 页。
    〔5〕此书全名《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1937年英国版， 翌年美国版改名《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1939年上海中译本出版，易名《中国的新生》。
    〔6〕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9卷，中译本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3页。
    〔7〕〔9〕季托夫：《中国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1935-1937），转引自《党史通讯》1996年第11期。
    〔8〕[苏]A.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实践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近现代史》1982年第2期。
    〔10〕〔11〕《传记文学》第49卷第6期，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