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编《红星报》，红军盛赞为“良友”
    邓小平虽然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仍然坚持原则，“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没有真正承认错误”⑦。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拼尽全力为党为人民做好工作。同年5月5日，江西省委作出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其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因乐安地处边区，怕出“问题”，不到10天又调回省委，后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经过两三个月，邓小平认为太闲，没有什么实事做，要求做实际工作，便到总政宣传部当干部。除作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
    《红星》报，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红都瑞金，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红星》报的任务，在其创刊号之“见面话”中说得明确：“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初为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刊，一般为四开版，有时出两版，有时出六版至八版，铅字印刷。从1933年3月3日的第31期起，改为三十二开的油印刊物，平均每半个月出一期。
    1933年8月，正当蒋介石纠集百万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之时，横遭王明“左”倾路线严重摧残的邓小平，却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毅然接任编辑《红星》报，出色地完成了“见面话”提出的任务。使“红星”闪闪发光。他首先抓扩版，增专栏辟副刊，将三十二开的油印刊物，扩大为原来的四开版铅印报纸，重新编发期号，增设专栏、副刊。不仅有社论、要文、专电、消息，还新增有前线通讯、扩大红军、红军纪律、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群众工作、通讯员以及诗歌、散文、猜谜、小玩意等20多个专栏。报纸基本定期出版，平均每5天出一期。从1933年10月20日起，新辟《红星副刊》，为三十二开铅印本，随报附送，不另收费。
    第二，建设一支通讯员队伍。曾留学法国的邓小平深知，稿件是报纸的食粮，在编辑人员少的情况下，办好报纸必须有一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因此，他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充分发挥苏区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采取专兼职相结合，聘请了一大批通讯员，其中有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人，有基层连队的红军战士。许多通讯员既是前方战士，又是战地记者，他们自己打仗，自己写稿，怎样打就怎样写，写的内容多是他自己或战友，所以写出来的新闻通讯既真实又生动。《红星》报编辑部十分注意培养和提高这批通讯员的思想、业务水平，在报上开辟了“通讯员”专栏，定期刊登指导通讯员工作的文章，传授写通讯报导的基本知识，经常教育通讯员要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同时，聘请了500多名专业通讯员，其中有罗荣桓、袁国平、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甚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都为《红星》报撰写专稿，如毛泽东曾以子任笔名写了《吉安的占领》，朱德写了《悼念红军战士张赤南同志》等，彭德怀的《扩大红军》、陈毅的《开辟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等等。由于坚持了全党全军办报方针，建设了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为办好《红星》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诚然，办好《红星》报的关键是甘愿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办报。在他主编《红星》报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除了有一个技术性的帮手外，征集稿件、改写稿子、编排版面、书写标题，以及校对等都由他一人担当，为了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他总是精益求精，在版面设计上，注重插图，新闻、评论文章，多数配有漫画、绘画，就是理论文章，亦喜用手写标题，他挥笔写好后，交给“帮手”在木版上刻下字模，然后再印到报纸上去。那遒劲隽秀的笔体格外显目。此外，还经党亲自撰写社论、各种新闻、短评等文章，而且往往不署他的名字，其工作量。精神境界可想而知。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忘我工作，《红星》报在反“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红军指战员盛赞《红星》报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喇叭”、红军“战士的良友”！
    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3年多时间里，尽管遭受“左”倾战线的极大磨难，但是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忘我的革命精神，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
    ②③⑤邓小平《我的自述》。
    ④《红色中华》第16期第5版。
    ⑥《什么是进攻路线》，《斗争》1933年2月20日。
    ⑦《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两次申明书的决议》，1933年5月5月。李维汉《回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