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真舍名利
    古往今来，大凡有所作为的人，最难过的恐怕就是“名利关”。名利场上，很多人患得患失，最终竟失去了或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周恩来在党的最高利益面前，在真理面前，不计名利、不顾得失，自我牺牲、服从大局。
    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声望明显高于毛泽东。但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尤其是在几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富有独创性的战略策略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办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反对党内“左”的错误斗争中坚决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由此取得历史性的成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它的使命是：解决维系全党、全军命运的组织和军事问题，也就是从组织上解决“左”倾错误领导，从危机中挽救党和红军。
    解决这一问题是急迫的，但更是艰难的。首先，博古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当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李德是唯一的受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具有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威，而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次，虽经几次失败，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仍然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他们摆出种种客观原因，推卸失败的责任，拒不交出实权。毛泽东、彭德怀、李富春等同志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挺身而出，毫不妥协地同“左”倾错误领导人进行斗争，并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就在此关键时刻，作为当时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副报告中首先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军事指挥的错误造成的，并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坦荡胸怀，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坚持原则，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客观公正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
    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以对党的无限忠诚、杰出才干和勤奋工作，在党和红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坚定而又正确的态度，为遵义会议取得重大成果、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铺平了道路。毛泽东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指出，那时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注：参看王行娟：《贺自珍的路》）会后，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退居助手的位置，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对于保证遵义会议后形成毛泽东对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起了特殊作用。
    （四）忍辱负重任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周恩来之所以没有被打倒，因为他近于世故，善于和稀泥。这是偏见或歪曲。事实远非如此。
    1966年，由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加以利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江青一伙要搞乱全国以篡党夺权，他们拉大旗作虎皮，采用卑劣手段，打击党内干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矛盾和危机。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开始时是不理解的，感到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注：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运动的发展，出乎意料，周恩来一再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注：1966年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2月13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但不久以后，他看到了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在潮头上审时度势，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国家的前途和利益，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想方设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而所有这些努力和斗争又须避免与党的主席毛泽东正面顶撞，尽量符合其心理需要。因而这种斗争其艰苦和复杂，也就可想而知了。有时候，他不得不去说一些不想说也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也不愿做的事。邓小平后来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不能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垃奇问》，见《邓小平文选》）
    周恩来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不是害怕风险，更不是担心丢了乌纱帽。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想到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他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周恩来忍辱负重，巧妙进行斗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作为一个真正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但他的形象和业绩已深沉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他的献身精神和无穷智慧，尤其是在处理党内矛盾和冲突时表现出的外圆内方、忍辱负重的伟大品格，仍在哺育着新一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