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整个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在这场浩劫中，知识界首当其冲。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也受到严重的冲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了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罗织诬，陷人入罪的恶劣先例。这种刀笔吏式的棒杀，迅速波及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江青一伙张开的垂天大网，正将无数中国杰出的文化精英驱进文字狱的陷阱。以往，毛泽东每当谈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把郭沫若当作一个应予保护的标兵，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曾经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准批。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的谈话又说：“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在毛泽东的眼里，郭沫若不仅不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重点，而且还因其特殊影响而应继续给予切实的保护。可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郭沫若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眼看一群凶狠的虎狼陷害忠良，使科学界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祸从天降，无端遭到残暴的凌辱迫害，自己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不免痛楚彻骨，寝食难安。特别是对田汉、翦伯赞的严酷批判（两人在“文革”中都被迫害致死），使他震惊，也感到愤懑。这两个人，一个是戏剧界的泰斗，一个是史学界的权威，又都是他非常了解，长期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老朋友。有一天，他在报上看到批判田汉《谢瑶环》的长篇文章，无限上纲，大张挞伐，曾经激动地说过，像田汉那样“为民请命”是要倒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现在不少人在造我的谣，我也会像田汉那样受到批判的。当他听说已故画家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悲愤不已，悄悄对秘书说：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他的处境十分严峻：江青一伙从不把郭沫若放在眼里，只是碍于毛泽东多次发话“保护郭老”，对他暂还“留有余地”。虽然这时还不曾有任何批判文章点他的名，但他已经受到江青一伙的诋毁诬陷，已经使他预感到“在劫难逃”，灾祸随时可能降临。
    1966年1月27日，正当这场斗争从意识形势领域转入政治性挞伐，错误的批判汹涌展开的时候，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信，提出“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的要求。他说：“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
    这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即席发言否定自己的全部著作，提出要把自己所有著作烧掉。他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接着，他进行了检讨。他说：“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切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
    他在发言结尾，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又说：“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郭沫若发表这篇演说这天，我正好离开北京前去上海。我是在上海一个会上，听到康生谈起郭老这篇发言的。康生和郭沫若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在上海谈到这篇发言的时候，就说先由《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载。其时康生和陈伯达刚在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回到上海。估计毛泽东先已看过这篇发言，决定发表此文未必全是康生的主意。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发言。5月5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这篇发言，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事后得知：这篇发言正是由康生送经毛泽东批示发表的。）
    郭沫若这篇发言宛若爆裂一颗巨型的炸弹，特别在文化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震撼。它不但在国内引起震荡，国际上也反应强烈。苏联、东欧许多报刊就此说东道西，西方国家舆论更曾借此掀起一阵强烈的反华反共鼓噪。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7月4日，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的第四部分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一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石西民的报告“使我深受感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表达我衷心的感受”。他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作为对西方国家反应的回答：
    两个半月以前的4月14日，我们听取了文化部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讲到我国文化革命的成绩，讲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使我深受振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一次自我检讨，表示我衷心的感受。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
    郭沫若在这里说，“烧书”是他“出自内心深处的声音”。他的解释出于他当时的认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深受当时正在全国泛滥的个人崇拜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有努力“紧跟”。而且由于处境异常险恶，有时他也不能不采取“保护自己”的策略，难免要说一些违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