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之前,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文艺讲话》发表25周年的万人大会。郭沫若虽然出席了大会,却受到不应该有的冷落。他原是中国文艺界的领袖,竟无在大会上发言的资格。这次大会全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江青主持,陈伯达致开幕词,戚本禹作了冗长的主题报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陈伯达和戚本禹的发言,不但继续“造神”运动,把《讲话》吹得不着边际;还都声嘶力竭地吹捧江青,把她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陈伯达“特别提到”“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戚本禹则把江青吹成“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说她“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 人民大会堂的纪念大会过后两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及全国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江青一伙竟然故意删去了其中“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极其重要的话。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期曾经公开发表,广为流传。此刻删去这句众所周知的文句,意在告诉公众:郭沫若不配享有这个历史评价。他们这时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法,自然是要暗示郭沫若“有问题”,煽动造反派向郭沫若冲击。这事显示郭沫若的处境不妙,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不仅使他深感难堪,更增长了恐惧和不安。 在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文艺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郭沫若仍然受冷落。在这天的会场上,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以及凯尔、西园寺公一等均安排在主席台第一排,而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并代表讨论会在会上致闭幕词的郭沫若,却被安排在主席台后排就座。由他代表参加讨论会的“同学”致闭幕词,次序排列在最后。这天会议又是由捣鬼有术、正飞黄腾达的“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组长”戚本禹来作“长篇讲话”,而寰宇驰名、举世尊敬的文学泰斗郭沫若在致闭幕词时,还得说一声“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人无名。”屈原赋《卜居》的精辟概括,何等切合此时此刻的情景! 闭幕词的题目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年逾古稀的郭沫若说:“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学生,但是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很差,用得也很差;学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学们对于我要不断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够跟得上同学们的步伐不断前进。”这时江青正在爬向权力的顶峰,飞扬拔扈,气焰薰天。郭沫若对于这个自封的“文艺旗手”本来异常憎恨,但在这种场合,还是强自压抑着内心的怒火,在讲话时朗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违心地表示愿把这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郭沫若一贯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坚持真理,经常同恶劣环境和习惯势力作斗争,是最厌恶虚伪造作的,而今却不得不对自己最蔑视的这个“旗手”虚与委蛇。不难想象,此时此刻他的心里该会多么痛苦! 纵然这样,心毒手狠的江青,对郭沫若依旧穷追不舍,毫不留情,其后江青不顾毛泽东的指令和周恩来的劝阻,曾和张春桥连续闯进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的家里,逼他写“检讨”、写“批宰相”的文章,都被他坚决顶回去;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悍然点了郭沫若的名;江青还曾多次到北大组织大批判组搜集、摘录郭沫若著作并大量印发,企图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后因毛泽东发觉才被制止。 郭沫若在十年动乱中饱受惊恐煎熬和忧愤折磨,还接连失去两个儿子:当兵的儿子郭民英死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在农业大学读书的郭世英被一伙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极“左”分子非法关押、酷刑残害而含冤离开人世。这对他们已经年逾古稀的父亲和体弱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痛苦! 江青一伙残酷迫害郭沫若的罪行,在他病逝以后,夫人于立群所写悼念他的文章中曾经加以揭露。 还在1973年,江青就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班子,妄图公开批判郭老。1974年春,江青一伙又几次三番在大庭广众之中,当着周总理的面侮辱郭老,胡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江青、张春桥甚至跑到家里来,当面逼迫他写文章,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江青一伙的狂妄无知、居心叵测,使郭老反感、愤怒到了极点。他当即驳斥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郭老蔑视这伙无耻之徒,他冷静地对我讲:“历史自有公论……” 在十年浩劫中,江青一伙打倒郭沫若的阴谋所以未能得逞,固然首先是因毛泽东发了话,但主要依靠周恩来竭力保护,郭沫若才得以在没完没了的诽谤、凌辱、惊恐、悲怆和病痛折磨中,闯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1968年4月9日,江青一伙唆使北京农业大学造反派将在那里读书的郭世英绑架、关押,并残酷拷打致死。周恩来得知郭世英含冤死去的不幸消息,亲到前海西街寓所向郭沫若全家吊慰。以后他还两次派联络员去调查此案。因为当时江青一伙横行,造反派嚣张,两次调查都没有结果。到了后期,江青、张春桥不顾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劝阻,赤膊上阵,亲自对郭沫若刁难迫害。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一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点郭沫若的名,说他是尊孔的。会后不久,张春桥又窜到郭沫若家中,逼他写“检讨”、“批宰相”、被他严词拒绝。2月10日下午,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3小时,当晚他就发高烧达39℃,住进医院。“批林批孔”大会前后,周恩来两次亲临寓所看望郭沫若,给予安慰。当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的晚上,周恩来得知郭沫若病倒了,特意派人到他家中,就郭沫若的健康与安全下达了四点指示:(一)郭老已是80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他的安全;(二)为保证郭老安全,24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三)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内要铺上地毯,以防滑倒;(四)请郭老从小间卧室搬到大办公室住,以保证充足的氧气。并指定郭老的秘书王廷芳负责。郭沫若患的是肺炎,此后反复发作,出现多次险情,都被抢救过来了。周恩来经常关注他的病情和医疗,还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到医院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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