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期问题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把社会主义时期分为四段：从1949年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从1957年到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历史的伟大转折”标题下写1976年10月以后。1991年我们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就以《历史决议》为根据，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成四段，各写了一章，即第六至第九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后，写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一章，即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直写到1991年写书的当时。198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过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把1976年10月以后的这段历史叫“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时期”这段历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徘徊中前进”；第二部分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在看来，这样的写法可能有问题。什么叫“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如果一直写下去，那么党的基本路线还要坚持几十年，总不能把几十年的经过都写在一章里，这样不仅包括的时间过长，而且与“开创”一词也不相符合。与以前的27年相比，这段历史固然可以叫“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但发展中总是不断地出现新情况，进入新阶段，不能用一个“新时期”贯穿到底。同时，把1976年以后的历史整个作为一个阶段，与以前三个历史阶段，即建国后最初七年、1957年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并列也不相称。相比起来，前三者是较低的分期。
    我曾和几个同志商量，是不是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把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两个大时期。我认为这样的划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现在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意义，与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意义是相似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也可以划分为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两大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就是从遵义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我们称之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因为在这以前，党的领导人是很不成熟的，党处在幼年时期。
    如果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划分为两大时期，那么三中全会以前可以按《历史决议》分成几段，三中全会以后也可以分成几段，而不把三中全会以后视为一个“新时期”。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应该属于前一时期还是后一时期？我以为，既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那么两年徘徊应当放在前一时期。当然这两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我们在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应说明，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时期中，存在着反“文革”的倾向，存在着各种程度的对“文革”的反对和抵制，最后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下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得不太好、不彻底，因此发生了两年徘徊。我们把这两年写在前一个时期的最后，这一时期的内容不只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16年了。我们笼统地把它作为一个时期也是不妥当的，还应该再划分一下。可能有几种划分的方法。我初步设想，可以把1979年到1984年作为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农村进行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1985年到1991年是一个时期。1992年起又是一个时期。这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时发表重要讲话。这种划分法是否妥当，当然还可以考虑。
    二、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问题
    以上说的分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对这段历史，《历史决议》里有两个提法。在讲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说：这一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讲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说了前面引用过的话，其间说到：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并说：“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就是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当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和国家的工作一直处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也是不争的事实。粉碎“四人帮”是很重要的事件，它使“文革”的结束成为可能。如果“文革”不结束，还继续延长，那么中国的局面就不堪设想了。现在看来，当结束“文革”以后，整个工作怎么做法，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一切做法完全回到“文革”以前。这样做也不能说不是搞社会主义。回到“文革”以前，还是搞社会主义，但是结果会怎样就很可虑了。所谓在徘徊中前进，实际上就是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真正结束“文革”。在“文革”以前，我们固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发展速度缓慢，而且酝酿了一些错误的东西，其结果就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错误。“文革”结束时由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恰好是把过去错误的东西凝固化。如果这样走下去，只会造成比“文革”以前更严重的情况。所以，“文革”结束后如果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显然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