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除了要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以外，还应加上一条，就是通过研究来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反对“左”倾的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的斗争中，曾经提出过革命的长期性问题。当时“左”的倾向认为，党能一下子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欲速则不达。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红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甚至几乎葬送了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但在遵义会议以后14年就夺取了革命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驳、否定了认为革命很快就能胜利的观点，认清了革命的长期性，结果反而达到了出乎预料的进展速度。
    但是，也因为民主革命胜利快得出乎意料，多少留下一定的消极影响，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很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急躁的想法。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还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邓小平同志说，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这实际上就是讲长期性的问题。现在外国有些人提出，再过几年，到了21世纪初，中国就会变成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二强国，或第一强国。这些话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我们不要轻信和自满，而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建设。要认识到：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所谓长期性的含义，第一，是时间长。同民主革命相比，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要更难一些，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第二，长期性还指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直线发展，而是在迂回曲折中前进。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有这层含义，就是说，不像当时持“左”倾观点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革命能勇往直前地发展，走一条笔直的捷径，用几个月或一年时间就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采取了迂回前进的正确办法。在十年内战后与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两党携手合作，共同抗日；取得抗战胜利后，又进行打倒蒋介石的解放战争，才夺取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是一个大的曲折，但却是客观情况决定的。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也是这样。过去我们往往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就不会有什么曲折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底子薄、人口多的国家里，许多事情不能采取简单的直接痛快的办法。第三，长期性还意味着在前进中可能有种种艰险。我们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总的说来基本的路线方针是搞对了，按照这样的路线方针搞下去就有胜利的把握，但在具体实践中还可能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一方面在客观上有种种艰险，另一方面在主观上也可能有失误。当然我们应尽量避免大的失误。
    过去的16年，总的来说我们是顺利地前进的，但确实在遇到过许多困难。今后我们还可能遇到各种困难。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就可能偷懒或取巧，要么一切照老公式办，要么提出超过实际可能的要求。应该认识到，我们虽然找到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但很多问题的解决还要靠按照实际情况寻求新的办法。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可能在遇到挫折和艰难时惊慌失措，丧失信心。
    所以，通过党的历史的教育，要使全体党员认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条路线，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正确的路线，有了胜利的把握，但还要在长期的斗争中克服许多困难，解决各种问题。所以我们要健全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人民中更好地起领导作用。研究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就应该达到这样的目的，发挥这样的作用。
    四、关于研究建国前党史的目的问题
    我们现在应着重研究建国以来的党史，但不是说建国以前的党史就不需要研究了。建国前党史的研究还要进行，这对党、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1995年1月遵义会议60周年是值得纪念的。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它进行研究和宣传。研究建国前的党史起什么作用？对此我想简单地说两点。
    第一，通过研究建国前的党史，要充分论证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破除迷信。民主革命时期，党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在相当程度上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过去毛主席曾经讲过，不要过多地讲共产国际的影响，因为接受了这种影响，主要责任在我们。现在一方面在讲到政治责任的时候，还是要遵守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的确党在幼年时期水平低、经验少，所以容易接受教条主义；但另一方面，在进行历史的科学研究中应当如实地论述共产国际和苏联给我们的坏影响。有些同志已经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有的同志研究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什么不同。确实应该研究这样的问题，进一步通过历史说明教条主义的危害。
    第二，要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典范。不拘泥于老框框，实事求是，敢于创造，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过去，我们在讲毛泽东思想时曾经出现过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说成是毛泽东创造的，这不实在，不好；另一种倾向则是尽量附会，说毛泽东的东西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如陈伯达就写过这种文章。我们现在说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时，要恰当，不要夸张，也不要自卑。要确实讲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下，如果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没有用处。马克思主义是锐利的武器，但必须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