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会后，全国各省、市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由于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夸大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从1963年年至1965年发动了以清帐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进而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具体的方法措施和方针政策上还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东西。探索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总是正确与错误相依存，成功与失败相交错。不能用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对其进行彻底否定，而应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否定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肯定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只有将那些积极的正确的与那些消极的错误的区分得越彻底，剥离得越充分，才能真正地借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真正地有助于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
    一
    在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纲领性文件，即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发布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和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指导全国各地开展运动。综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1、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越来越严重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以毛泽东对我国形势的错误估计，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为根据的。毛泽东曾指出：“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①毛泽东将社会上“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提出了全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告诫。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较大范围内大规模开展起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被一些地方党委夸大敌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报告材料所迷惑，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为此，要进行夺权的彻底革命。“整个运动都是由工作队领导”②，由工作队代替所在单位的党委领导运动。把斗争矛头由社会阶级敌人转向了各级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纷纷陷入瘫痪状态，但毛泽东仍然认为斗争对象太笼统、打击面过宽而不能集中火力攻击要害。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③。并且进一步提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当权派的人“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④。从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斗争对象从抽象到具体，从社会到党内，从基层到中央，自下而上全面展开。
    诚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并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些矛盾斗争中，主要表现为人民同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的斗争。还表现为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社会现象。如某些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和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这些敌我矛盾的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占社会主要矛盾的是大量不具备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社会现象，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混淆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问题来处理。结果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了人为的阶级斗争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
    2、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冤假错案
    毛泽东从1963年6月至1964年6月，一年之内曾经三次讲到党的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样，对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依靠”⑤，致使所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靠边站了，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并且规定“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⑥这样，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这不但加重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且使全党首先是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加严重化了。把各种各样的不同性质的问题，都不加分析地认为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过分地夸大了敌对阶级的力量，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致造成了“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⑦，制造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冤假错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