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法适应现代化历史潮流的需要，厉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以满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经济自由的渴求以及切身生活的需要，是南京国民政府迅速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现代化变革的迟缓与失败，不仅使南京政府丧尽了维持统治的合法资源，也造成了其自身肌体的腐烂。这样的政府，最终为现代化的潮流所淘汰是必然的。本文接拙作《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1〕之后， 拟就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九四八年三月，南京政府在其行将覆亡之际，匆匆召开行宪国大，李宗仁得到美国的支持参加竞选副总统职位。在与对手唇枪舌剑的角逐中，曾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场面：“李宗仁喊出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征用外国存款，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战士授田和保障人民四大自由。这些口号引起了各大学教授的共鸣。南京忽盛传李宗仁通共了。李在安乐厅宴请千余代表，慷慨陈词，说他‘不怕戴红帽子’……竟博得掌声震天……而李的话题又转到他反共的成绩方面，空气顿时冷却下来……”〔2〕李宗仁的变革许诺， 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由此可见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士对于国民党反共内战政策的极端厌烦，对国民党执政以来各方面改革迟缓和无所作为的强烈不满，以及通过改革，刷新政府形象以挽回败局的渴望。但，所有这些为时已晚。一场人们热切盼望的，早该大刀阔斧开展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耕者有其田的变革，因南京政府的阶级属性，政权性质及其他缘故而一拖再拖，无所成效。失望的人门早已作出抛弃南京政府的决定。幻想走中间道路的民主势力正向中共领导的革命阵营靠拢，从中共的改革政策中获益的广大解放区民众已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向国民政府发起进攻，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正人心思变。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已向美国国务院汇报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3〕可见， 四十年代末，南京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积重难返，李宗仁已无力回天。
    自清季以来，变革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主题。由于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已被打破，新生的社会利益集团纷纷崛起，现代化的潮流开始形成。人们对于政府的功能已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希望它能适应现代化潮流，厉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以确立一套有利于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满足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制度。社会公众以此作为认同和归顺一个政府的重要依据。而政府也以此作为获取其统治的合法性资源的主要途径。通过不断的变革，从公众的认同中获取合法性资源，既是一个政府的统治得以稳定的保证，又是一个政府自身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凭藉。一个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不断变革的政府，最终必将为革命风暴所摧垮。清廷正是由于现代化变革的一再贻误，最终丧尽合法性资源，为公众所唾弃。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所描述的那样：“晚清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总是满腹疑虑，犹豫不决，穷于应付，在现代化方面实在谈不上有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19世纪中国领导者越来越不能构思出或立志于富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更不要说去贯彻执行。政治结构成为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的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作为。”〔4〕失望的人们， 在三民主义旗帜的招引下，推翻了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新三民主义及其他策略方案中，为中国社会设计出一幅通过现代化变革所可达成的美好蓝图。它动员起千百万民众共赴北伐和国家复兴大业。成为公众心目中理想的美好生活的目标。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凭借武力，通过非常途径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的统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欲获取公众的认同，稳固统治，就必须切实按照孙中山设计的方案进行不断变革，以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所作为。而南京政府的确也打出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旗号，对民主宪政、经济自由、耕者有其田、收回利权等现代化变革作出广泛的许诺。人们当然也以此作为评判这一政府是否合法，正统的标准，对南京政府的行动拭目以待。然而，南京政府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是一个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独裁专制的政府〔5〕。 这些变革毕竟会损害了一个独裁政府的利益，因而，始终是裹足不前，不见成效。变革犹如一张一直无法兑现的支票。南京政府终究无法从变革中切实获取合法性资源。严重的统治危机最终降临了。
    马克斯·韦伯把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分为如下三类：一是建立在对个人超凡魅力产生归顺之心基础上。二是建立在对传统神圣怀有臣服之意基础上。三是建立在对法制表示认同基础上。〔6 〕蒋介石的统治是凭武力强制而确立的，在其嫡系亲信之外，是极少有个人超凡魅力可言的，更缺乏可令臣服的传统神圣。南京政府建立后，要获取合法性资源，唯一途径是真正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厉行现代化变革，逐步树立一套能为公众认同的顺应现代化潮流的法律、制度，并切实实行之。务使各社会利益集团都能真正从现代化变革中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南京政府表现出极端的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