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村变革问题是南京政府所面临着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农民们对于民主宪政、工业化等问题或许没有多大的兴趣。然而，对于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与关注。他们评判一个政府合法与否，主要标准是能否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摆脱豪强劣绅对他们的欺压与掠夺。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南京政府同样是无能为力的。这也就注定了南京政府必然会失去了对广大农村的有效控制与利用，失去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支持力量。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安危，关系到政府能否合理调配农村资源用于推动现代化建设。
    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专门设计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方案，旨在通过政府力量的干预，征收土地税，限制地主多占土地、征收地主多余土地贷与农民，减租等办法，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曾在国共合作期间动员了千百万农民投入国民革命浪潮，成为他们心目中比较理想的摆脱困苦的良方。南京政府标榜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也就不能不在这一问题上有所表示。而眼看着真正继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中共在广大乡村开展土地革命，深获农民拥戴的事实，为与中共争夺乡村，南京政府更不能无动于衷。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变革，可为国民政府带来滚滚财源以充实军费开支。1932年，蒋介石在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时曾说：“常闻土地专家谈论，我国土地如果实行清丈后，田赋收入，比较现在可望多20倍，即每年可望收入20万万元，岂不是于国家财政大有裨益。”〔16〕基于以上各项，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开始，南京政府在乡村开展了一系列局部的土地变革运动。
    南京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主要有：自三十年代初开始，以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为口号，在一些地方试行土地清丈整理，田赋整顿，以及通过减租确立合理的租佃关系，征收地主超额土地，对无主或国有土地进行有偿分配，通过分期偿付地价确立农民土地所有权，二五减租等。国民政府为此也颁布一系列解决土地问题的法令办法，并且在六大和抗战后的《中华民国宪法》上对耕者有其田予以广泛“郑重”的许诺。确实想有所作为一番。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封建地主性质，由于地方豪强勾结土地官员进行有力的抵制，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极端薄弱，国民政府土地改革方案大多流于空谈，始终无所收效。
    因为土地改革危及地方豪强的利益，他们必欲千方百计予以抵制，而其办法便是勾结地方官员共同破坏。这些推行变革的地方官员或者由于自身便是地方豪强，占有大量土地，或者由于得到地方豪强的好处，于是双方很自然地勾结起来了。他们共同对付上面的政策，瞒上欺下，以隐田、谎报、撤佃等办法拒绝纳税、减租等等。农村改革法令常常因此化为乌有。政府的法令、规章“往往传到省政府时打了一个折扣，传到县政府时再打一个折扣，落到区乡长的手里的时候，便已所剩无几……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政治组织充满着豪绅封建势力，很难希望它来忠实地执行反封建的改良政策。”〔17〕对于地方官绅与豪强的抵制，政府无可奈何，而农民更是上诉无门。1946年12月，国民党第八绥靖区政治部主任接到下属的一封电报说：“本年地租地主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来未对半分租之旧帐……再查各地方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于是二五减租办法瓦解……佃农无权无势，虽不服亦不敢上诉。”〔18〕此类现象实为普遍现象，不足为奇。总之，由于地方的抵制，国民政府农村改革政策始终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农村的面貌并没有改变，地主的土地占有有增无减，农民地租负担依旧沉重。
    国民政府也深知，欲使中央政令得以有效推行至广大乡村，必须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但，由于地方势力的庞大及其盘根错节，而无计可施。“长期存在的大批有钱有势的地方使复兴中央集权的努力更加复杂化。正在振兴的中央政府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控制，自当扫除一批恶势力，但它发现，它对哪一个也奈何不得。〔19〕中央政府向农村渗透势力，施以有效控制的失败，注定土地改革条令无法得到实施。
    农村变革的失败，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应有的巨额土地税，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收揽民心”计划落空。
    与国民党土地改革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在根据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土地革命，通过减租减息、征用地主多余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等政策，中共在根据地里真正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构想。得到土地的农民，最终被中共广泛动员起来，聚集在革命阵营里，成为埋葬南京政府的巨大革命力量。
    总之，政治民主化变革的失败，经济自由化变革及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步履蹒蹦，农村变革的无疾而终，致使南京政府失去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到四十年代末，随着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南京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尽。长期在国民党政权中占据要津的李宗仁对此深有体会也是必然的。因此，当他在美国支持下决意竞选副总统以图最终取代蒋介石时，利用对变革的许诺来获得支持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然而，为时已晚，摧毁南京政府的隆隆炮声早已响彻中华大地，社会公众早已把实现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注释：
    〔1〕〔10 〕参见拙作《政治民主化流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载《华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 〕王捷三：《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见《新桂系纪实》下册第90页。
    〔3 〕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名的经过》见《新桂系纪实》下册第96页。
    〔4〕〔19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654页。
    〔5〕有关南京政府的阶级基础问题， 美国一些著名学者所持观点甚至比我国学者还激进。小科布尔引用易劳逸、费龙史密斯等人的观点评道：或许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主要依靠其军事力量而独立自在的力量。国民党政府的法统只是为了它自己的成员的利益而服务，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图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至于除它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见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6〕弗兰·帕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111 —112页。
    〔7〕孙中山：《建国方略》第六章， 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4—205页。
    〔8〕参见徐芳：《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338页。
    〔9〕《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第175页。
    〔11〕〔12〕引自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9 页，第302页。
    〔13〕〔14〕〔1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124页，874页，32—33页。
    〔16〕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54页。
    〔17〕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58页。
    〔18〕《关于“收复区”地主还乡清租倒算的情况》国民政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