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变革是南京政府所面临的一项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根据孙中山的设想，民国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宪政。即经由军政到训政到宪政，达到以法治国的目标。“……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成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1人，组成国民大会， 以制定五权宪法……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7〕在孙中山看来，从革命胜利到宪政实施之日， 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即训政时期，通过以党治国以训练民众参政能力，为宪政作准备，设想为六年。为避免有人在训政时期借以党治国之名搞独裁，孙中山后来还特意对“以党治国”作了界定：以党义即三民主义治国而非简单的以党员治国；党内必须实行民主合议制而不可搞个人专制；联合其他革命政党，借才于党外等等。孙中山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构想，尽管其方式途径并非尽善尽美，但所追求的目标则是符合中国政治现代化潮流的。它曾动员起千千万万中国民众投入摧毁军阀专制的国民革命，并已日益深入民心，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化标准及评价现实政治得失的圭臬，成为各社会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谋取合法权益的理想途径。这就要求打着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旗号的南京政府，必须依照孙中山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构想，厉行政治变革，达成政治民主化目标。如此，才有可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政治现代化挑战的回应却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一政权是凭借武力，通过清共、排斥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种民主力量而建立起来的。从它建立之日起，就已经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丧失了国民党原有的革命性，疏离了广大民众，成为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军事集团。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从公众的利益出发推行政治民主化变革，因为这必将危及执政者少数人的利益。
    先就训政而言，南京政府所努力做到的是借“以党治国”之名行一党专制之实，根本没有训练民众参政能力以还政于民的诚意。孙中山训政思想的真谤及其各种界定，均已被南京政府抽离殆尽。由于对三民主义的违背，国民党的革命的主义、信仰已形同虚饰，所谓主义治国便无从谈起。由于反共“清党”，所谓联合革命政党、借才于党外更是子虚乌有。由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国民党内的民主合议制也就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事了。以上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恕不赘述。由此可见，南京政府不能遵照孙中山的构想，实行真正的“训政”。南京政府在政治现代化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虚伪与软弱，首先使它的合法地位大受动摇。自南京政府建立开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便与之决裂，树起反蒋旗帜。而一些热衷于西方政治的自由民主人士对南京政府的所谓“训政”亦发起猛烈的攻击。但他们仍抱有一些希望，希望国民政府能早日结束“训政”，步入真正的民主宪政大道。于是，自三十年代初开始，宪政运动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断激起波涛，有力地冲击着南京政府。然而，就连真正意义上的训政都不可能践履的国民党政权，根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宪政，还政于民。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就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拿宪政要挟蒋介石以谋取私利）南京政府首先施展缓兵之计，以种种借口推迟宪政日期。按照他们先后“郑重”宣布的实施宪政的时间就有如下多个：1935年3 月12日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日；1936年11月12孙中山诞辰纪念日；1937年11月12日；1940年11月12日；抗战胜利后；抗战胜利后一年内；不必待战后，战局稳定即可举行；1945年11月12日；1946年5月5日。〔8〕 这表明了宪政运动对于南京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也表明了南京政府在宪政问题上的反复无常，虚伪与恐惧。继而，南京政府又在宪政的实质问题上大做手脚，玩弄骗局。到一九四六年底，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压力，南京政府深感再推迟宪政时间已对自己不利了。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是下了赌注的，眼看国民政府在国际国内声望的日趋式微，美国不得不为自己的投资风险感到担扰。因此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切实推行政治变革，在国内外树立一个良好的民主形象。美国政府“暗示国民政府，如果要我们帮助，它就必须给我们一些更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它正在争取步骤进行有关改革，哪怕表示有这方面要求亦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疑问是，一个没有能力进行进步改革的政府能否将我们的援助去为整个国家造福。”〔9 〕为此，1946年底在进攻解放区达到高潮之时，南京政府一反常态匆忙召开国大，制定宪法，又于1948年3月召开行宪国大，选举出总统， 宣布进入宪政时期。
    然而，这只是应付时局的权宜之计，所谓宪政是在违背民主精神和程序下由国民党一手操办的，其实质内容已被国民党剥离一光。国民党至少在如下两个问题上，剔去了宪政的民主成份。首先，违背1946年初政协协议的决定，一党包办国大，制定宪法，使之成为一党的宪法。其次，随意修改补充宪法。尽管宪法规定总统为虚尊的国家元首，实权在内阁，而当蒋介石决定当总统时，国民党一手操纵下的国大便通过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戡乱时期至高无上的权力。戡乱时期总统得连选连任。戡乱止于何时由总统决定。由此可见，进入宪政阶段，一党专制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大权仍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所谓宪法只是一党利益的反映，也就可以根据一党的需要随意更改或确定是否实施。这表明宪政是一场骗局，政治变革归于失败。
    政治民主化变革在南京政府的操作下落得这般结果，表明通过政府的变革，逐步达成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已宣告不可能。所有对民主政治抱有希望的各方人士因此彻底绝望了。南京政府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变革的无所成效，更导致南京政府自身肌体的腐烂。由于丧尽革命的民主精神，无法构造出一套合乎理性的科学的政治体制，政治的进出只能由军事实力，私人关系来决定。因此，派系斗争，尔虞我诈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政府只有腐烂而不会有生机与活力的。一个丧失公众认同，且自身腐烂的政府，焉可长久。〔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