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变革是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通过政府的力量，推行现代经济变革，创设一个自由的，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以推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工业化进程，是现代化潮流对南京政府提出的一项重要的要求与考验。这也是南京政府获得合法性资源的重要途径。经济的发展，既关系到各阶层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一个政权的支柱能否稳固的问题。而南京政权在现代经济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则令人无比失望。
    由于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性质，南京政府的经济计划只能落入少数当权者的手中用以谋取私利。而独裁的结果，必将招来众多的这样那样的反对势力，需要诉诸武力弹压。因此，军费开销占去了政府财政支出的绝大多数。用于经济变革者便所剩无几。为了维持独裁性质的政权，南京政府在经济变革中更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反而是如何从变革中捞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充实军费和支付内外债务。凡此，注定了南京政府在现代经济变革中难以有所作为。
    一九三五年的币制改革是南京政府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举措。这项改革对于稳定金融市场，缓和国内财政困难，复苏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由于南京政府的独裁性质，致使币制改革后，少数握有实权的人物借政府控制金融之机，利用特权进行投机大发其财，导致了官僚资本的形成及膨胀。国家财富因此被通过非常途径大量纳入官僚阶层手中。最终给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政府高级官员全都在法币改革期间利用白银市场进行投机掠夺了很多财富”。〔11〕“到了1937年，那些与政府有关系的人物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宋子良、杜月笙等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业界，商业界和金融界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所控制的那些银行在1936年时占全国华商银行总资产将近四分之三。”〔12〕官僚资本凭借对国家金融的控制，进而把势力渗透到工商业部门中去，以谋取私利。在经济活动中，他们故意将公私利益掺杂在一起，利用手中雄厚的金融实力及行政权力，垄断重要经济部门，排挤民族资本，牟取暴利。民族资本的发展因此步履维艰。许多私人企业为求得生存，不得不以损害自身权益为代价，与官僚阶层合营，转让企业控股权。如1937年简照南、简玉阶将他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宋子文以解决资金困难，并求得政府降低国产烟税率以度过难关。这种现象在民国的经济生活中屡见不鲜。
    由于官僚阶层对经济的垄断，致使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主要以官僚阶层私自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计划。如在宋子文购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控股权之前，政府实行两级税率政策，对国产劣质烟比进口烟征收更高的税收。而在宋子文收购了这家中国最大的烟草公司后，财政部便颁布了一个对国产烟较为有利的四级税率制，大幅度提高进口烟税。行政手段成了企业获利的重要途径。如吴鼎昌开办了一家公私合股的国货联营公司，有权力让所有国家机关购买它的商品，孔祥熙投资到一家瓷器厂，这家工厂便有了银行贷款及销售上的方便，等等。私人资本因此失去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其发展困难重重。官僚资本借助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可以随意左右国家的经济活动，对此，政府常常是无可奈何的。如1937年夏，宋霭龄涉嫌上海华商棉纱交易所抢购事件，实业部长吴鼎昌向蒋介石密告，弄得自己把乌纱帽丢了。
    此外，币制改革还导致了一发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给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长期的隐患。而政府则通过对银行的控制，聚集资金投入内战，民族资本发展的需要全然被撇在一边不管。“事实上，资产阶级所寻求的一切改革似乎都反过来限制了他们自己……国民政府的根本目的也不是要创造一个对私人企业有利的制度化的结构。”“30年代政府通过银行得到的信贷，都用来为南京政权最优先的目标即武力统一中国提供资金。除此之外，已没有资金可用于经济发展支出了。虽然中央和省政府的许多机构一直忙于制定这方面的计划。”〔13〕
    再如收回关税自主权问题。这本来是维护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但在南京政府的操作下，并没有真正起到保护和推动本国工业发展的作用。南京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增加政府的收入以用于军费的开支，维护其独裁体制。因此，南京政府采用普遍提高进口关税的政策。“刚刚恢复的海关自主权并没有起到保护国内工业的作用：对原材料，机器和成品竞征收同样的进口税。”〔14〕政府若是从保护本国工业的目标出发，不应普遍提高税率，而只能对那些能与本国工业产品竞争、抢占市场的外国商品提高税率，至于那些本国工业必须依赖进口的外国商品如一些原料、燃料、化学工业产品等，提高税率反而增加了本国工业的负担。然而，为了弥补因军费开支过多而造成的财政赤字，南京政府根本不顾及这一切。南京政府在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上的极端无所作为由此可见一斑。
    逼于形势，为了种种需要，特别是军事的需要，南京政府也曾想利用国家的力量、调集资源，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并设计出一些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有的也付诸实施了。然而由于政府的主要经费都用于为稳固统治的军事政治斗争上去，经济建设计划由于缺乏资金大多流产了。如实业部在孔祥熙等人主持下，曾制订一系列发展计划，但由于资金无从着落，成效极微。又如1935年，全国资源委员会提出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拟在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建成一批发展煤炭、金属矿业、油料、重工业厂矿企业以作军事建设之用。需要资金二亿七千万元。这是蒋介石授意下的一项重要计划，却也因为资金的无从着落而成效甚微，直到抗战爆发只建成三个新厂。
    总之，南京政府由于政治上的独裁性质，决定了它无法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设计出一套良好的体制，创造出有利的自由竞争环境，也决定了它没有多少资金可投入经济的改革和建设。南京政府统治二十二年，在经济上最突出的迹象是培育出一个官僚资本集团，民族资本的处境则每况愈下。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发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更使民族资本呈现出百业萧条的景象。《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民国时期的经济奖况作如下评论：“19世纪末，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弱小的近代工业和运输业……但在1949年前，其影响微乎其微……经济上的困顿……已成为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15〕一个在现代经济变革中无所作为的政府，一个无法为公众谋求福利的政府，必将难以拥有民心。四十年代后期，随着维护独裁统治的内战的挑起，经济终于走向全面崩溃，无法照常生产生活下去的人们，最终抛弃了这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