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得与失(2)
二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取得进展。这一切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有其积极正确的一面在起着重要作用。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干部的作风问题,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 不可否认,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一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确存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贪污盗窃等腐败行为,的确存在瞎指挥泛滥、官僚主义盛行、欺压群众、当官做老爷等不正之风。群众对此反应强烈。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影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执政党来说,如果听之任之,不去解决存在的问题,势必影响党群关系,降低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势必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⑧ 当时,确有极少数基层党员干部蜕化变质,被坏人拉拢腐蚀下水。也确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破坏公共财产,甚至杀人放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阶级敌人进行致命的打击和对极少数蜕化变质的基层党员干部进行严肃的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只不过是斗争扩大化了,没有认真运用民主与法制这一有力武器,用党纪国法而不是采取运动的形式处理问题。什么人在什么范围内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就具体解决什么人什么范围什么性质的问题,积极稳妥,有的放矢,效果更佳。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进行的,而否定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和取得的一定成就是不客观的,也是错误的。 党风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自建国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我们党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探索如何解决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的道路,因为听任腐败现象发展蔓延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这决非危言耸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如何解决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对于加强经济管理,巩固集体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自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相当一部分社队长期帐目不清,财物不清,生产经营管理混乱,缺乏明确而严格的规章制度。少数基层党员干部钻了政策和制度的空子,侵占公物、挪用公款、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等,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⑨运动中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步骤,狠抓生产经营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工作,狠抓退赔兑现的落实工作。认真清理农村集体财务,清点帐目,特别着眼那些暗帐、无头帐、帐外帐,认真解决基层党员干部乱拿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通过谨慎严肃的处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生产经营管理得到了加强,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推动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3、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充分体现了党的干部政策 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中,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并且认为基层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实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⑩文件中还规定“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应当是农村整党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11)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谨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必须订正核实,搞得确确凿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分清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以后,才作处理”(12)。这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待党的农村基层干部还是认真负责的,既不象王明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体现了党一贯倡导的干部政策,应当指出,虽然在文件中规定了正确的具体政策,但在“左”倾错误的氛围之中,在处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具体工作中,“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3)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4、整顿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了战斗堡垒作用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农村的政治基础。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凝聚力,巩固社会主义阵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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