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可能是，总结历史经验，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把有价值的经验接受下来，避免重犯过去那些错误，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这条道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一条新的道路。实际这个转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我们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际上也是阻碍了回到“文革”以前那种局面的倾向，从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隔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这就像遵义会议一样。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在当时，人们还只认识到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改变了红军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危机的局面，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后来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政治路线，展开了新局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来看，遵义会议召开14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这是事前不能设想的。现在回顾起来，是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在向前发展，也许现在还不能完全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恐怕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
    16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的政治风波和1990年前后国际上的大变动的考验。有了苏联解体、东欧改变旗帜的教训，再看我们中国，尽管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现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基础。世界上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崩溃？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像东欧那样垮台？这些悲剧没有在中国重演是什么原因？这是应该提出的问题。反过来设想，如果我们没有走改革开放这条路，而是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按照过去的老路子走下去的话，后果会怎样？如果那样，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推论：中国将会继续“文革”那种混乱状况，我们恐怕很难渡过1989年到1991年这个时期国内和国际发生的风波。邓小平同志在谈到1989年的风波时说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要乱，乱就要打内战。按照这个逻辑考虑，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我们就顶不住国际国内的风波，闯不过这些关。
    这样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没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亡党亡国这个问题，首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常说要警惕和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毛主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时，也许考虑过苏联的情况，但他主要讲的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他也采取了避免亡党亡国危险的措施，但走到“文革”这条路上去了，走错了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条避免亡党亡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使国家繁荣兴旺，如果不能让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怎能顶住1989年到1991年各种风波的冲击？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我们一定能经过努力解决一个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三、关于研究建国以来党史的目的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常常说要弄清事实真相，但这不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在历史研究中，弄清事实真相是必要的，研究历史不能用虚假的事实作根据。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求真、不护短的，在事实面前无所畏惧。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并不是不分轻重大小，一定要把一切有关的事实都弄清楚。我们党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如果要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搞清楚，从党中央到地方甚至每个县委的事情全部搞清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可以说，一些琐碎的小事不值得弄清楚，因为它对认识大局无妨，还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因此，有些没有实质意义、与大局无关的事情不一定都要弄清楚，如果因此引发争论是无益的。当然，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一切结论，都要以扎扎实实的事实为依据。如果一个事实与某个历史结论有关，就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说，研究党史宜粗不宜细。为什么可以粗一点？粗一点是指我们要着重了解总的形势，并不是可以马虎一点的意思。宜粗不宜细，是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都适用的方法。
    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还是为了现实，为了当前的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的路线方针是从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其正确性已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首先就是为了用历史事实来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所谓正确，当然不是说已经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的所有细节。但是，总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的确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用正反两方面的各种历史材料来作出科学的论证。
    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29年（包括1976年以后的两年徘徊）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路线方针政策确是很好地接受了以往的好的经验，也充分地接受了以往的教训；确是符合于中国具体情况，能够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对建国后最初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应当充分肯定，但也应该仔细研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过于匆忙而造成的一些缺点。对“文革”前10年，应该肯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但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左”的错误在积累，以及当时想要克服“左”的错误而又没能克服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面前，“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没有什么可肯定的；但“文革”的经验教训很重要，因为它从反面警告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也告诉我们“文革”以前的10年决不是尽善尽美的典型。50年代、60年代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那时确实有些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接受下来；但是也要看到，现在人们怀念的某些东西是与发展缓慢、封闭相联系的，所以不能一般地加以肯定。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当然还要以近16年来的成就为依据，要充分研究16年的发展过程及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