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书”，一年以后郭沫若还曾把它解释为“风凰涅槃”。当时有位青年文学工作者徐正之，对郭沫若“烧书”的讲话“颇有看法”，在他正在撰写的有关郭沫若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中写道：“简单地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1967年8月24日，徐正之经过《人民日报》编辑部，把他这篇文稿附信寄给郭沫若。第二天，郭沫若看过他的信、稿，及时亲笔作覆说：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见1997年9月15日《文汇报》）
    这样解释，仍有否定过去的意思，同时也可看出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作一次“自焚”，以求得到“再生”。
    虽然郭沫若的“辞呈”谁也不会“照准”，他的著作人们也都不肯烧掉，但是郭沫若的担心并非“杞忧”。冲击、打倒郭沫若原是江青和康生、陈伯达蓄意已久的阴谋。他们并不只是要打倒一个郭沫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正如他们先从吴晗打开缺口，进而打倒彭真一样，他们是将郭沫若和周恩来绑在一起鞭笞的。所以，尽管毛泽东多次指示“郭老不能批判”；“文革”伊始，周恩来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宋庆龄之后第二名就是郭沫若。由于江青一伙的煽动唆使，形形色色的造反派还是采取造谣诬蔑手段，给他捏造种种莫须有罪名，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不久，有的高等学校就贴出“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有一所专门开辟出来的房间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其后各种骚扰诬陷和暗中传播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使他难得片刻安宁。
    当时那些造反派虽还不能破门而入抄家、揪斗，随着运动不断加温，很快突破了“内外有别”界限，大字报早已贴到郭沫若前海西街18号寓所门前街头。他们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社会横飞乱喷。许多骇人听闻的“罪名”，种种下流的污言秽语，全都朝他喷射过来。其中编造得最为离奇而恶毒的，竟然诬陷他在不久前为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字样。如此指鹿为马的诬陷，岂不是欲置郭沫若于死地吗？一些深受蒙骗，不明真象的红卫兵，曾经为此聚集到郭沫若寓所门前，“勒令”他限期交待“反毛泽东”的罪行。周恩来为避免发生意外，提前安排郭沫若转移住地。郭沫若为此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揭露江青一伙的横蛮诬陷和他当时激愤的心情。这首词前有小序记写了事端缘起：“《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词中写道：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
    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词中“佥壬”，是古语卑鄙小人的意思。）
    郭沫若一向支持《光明日报》，经常为这家报纸撰写文章。他的许多重要学术论文，都是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常有向他请教的机会。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除在大会场合以外，就难见到他。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大约由于经常感到精神压力，饱受惊恐折磨，这时他特显苍老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