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中，在谈到领导权问题时也说：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和我们争领导权的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这两个集团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最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么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例如“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但是如何抗战，他要按他的办法，不愿意照我们的办法，不受我们的领导。⑨”
    张闻天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谈领导权是要争的，“国民党企图控制这一运动，要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它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它拥有全国的统治，拥有全部的政权机关。它有长期的政治经验。它参加抗日，会提高它的地位。……总之，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党的政策与领导是否正确，将决定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工作是很艰苦的。⑩”
    从列宁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本意，以及毛泽东等人以上的谈话，可以看出下列几点：一、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指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责任，以使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妥协，而不是指对于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只有在解放区、游击区以及其他地方有组织的群众中才能实施直接领导；二、无产阶级领导权要与资产阶级进行争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自己就要有力量，并且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与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主要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争夺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主要地靠自己的正确主张和模范作用进行影响和引导，因此主要是进行政治领导。
    二
    弄清了关于领导权的含意，对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既然无产阶级领导权主要是指对于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而不是指对于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即行政领导、直接领导），那么对于抗日战争来说，就存在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即行政领导、直接领导）两个方面；既然政治领导的实现需要争取和争夺，也就存在一个领导责任、斗争过程和实际发挥领导作用的区别。
    按照这种理解，就可以看出现有的许多观点虽各有道理，但都不够全面、准确。正如胡绳在谈这个问题时所指出的：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但如果把国民党与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分别领导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至于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等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的说法，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当然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说清其领导权问题。另外，这几种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说法，一句也没有提到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资产阶级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抗日战争，“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11）”
    那么，应该如何来说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呢？我认为，首先应该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即对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与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即行政领导、直接领导）分开；其次应着重阐明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
    从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即行政领导来说，按毛泽东对斯诺的说法，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了解放区、游击区和其他地方的有组织的群众。但从全国来说，抗日战争还是由国民政府领导的，即主要由国民党的，因为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一切有关全国的军令、政令都是由它发出的，中国的一切对外活动都是由它出面进行的。对于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蒋介石当时在全国的这种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也都是承认的。如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12）”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等原因，“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步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抵抗”；“七·七”事变后全中国“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全民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所有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坚决的实行起来”（13）。1939年1月2日，毛泽东说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14）”。同年6月和9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和同斯诺的谈话中，谈“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蒋先生是抗战领袖”（15）。到194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西北记者参观团时还表示：“拥护蒋委员长”等政策，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