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上，孙中山与蒋介石是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研究这两人间的关系，无疑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的重要课题。以往不少论者在论述孙、蒋关系时，往往得出这样结论：蒋介石的发迹是由于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蒋介石是通过耍两面派而骗取孙中山的信任的重用；由此进而认为，信任和重用蒋介石，是孙中山的一大失误。笔者认真研究分析有关孙、蒋交往史料，认为这些结论有失偏颇。鉴于此，本文对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作简要述论。不妥之处，祈请专家指正。
    蒋介石初次结识孙中山是1905年4月。《蒋介石年谱初稿》这样记载：1905年4月，蒋“东渡日本拟学习陆军，以例须由本国陆军部保送，乃改入清华学校。在东京结识陈其美，即因介往见总理于宫崎寅藏家中”①。1907年春，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自此始，孙、蒋交往近20年。近20年间，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程度、任用状况，有个曲折发展过程，并非以“信任”、“重用”四字所概括。其变化状况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1906年至1916年陈其美殉难前为第一阶段。这是孙中山对蒋介石初步了解并开始使用阶段。
    1907年蒋加入同盟会后的六、七年间，与孙中山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他主要跟随陈其美从事军事活动。陈其美与蒋介石关系甚密，结拜为义兄弟，情如手足。正如蒋介石在1916年所撰的《祭陈英士文》中所说的，“癸丑一役，败挫之余，从公往来，不离朝夕者，曾几何人？……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②陈其美在辛亥前后，又是孙中山倚重的军事人才，孙把陈称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把陈的殉难视为“失我长城”③。正由于孙陈、陈蒋三角特殊关系，蒋在二次革命后，成为国内第一个加入由孙、陈筹划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入党后即东渡日本，于1913年12月间获得了初次和孙中山单独会见的机会④。此次会见，使孙中山对蒋有直接了解，遂即开始使用蒋介石。次年6月，孙中山与陈其美派蒋赴哈尔滨，视察吉林、黑龙江两省革命形势，进行兵运工作⑤。此行虽无实际效果，但蒋在视察期间上书给在东京的孙中山，陈述欧战情势及今后反袁斗争方略，认为：“此次欧战时间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之一步也。吾党应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失败内，乘势急进，机不可失”。据此，建议日后宜将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浙江，伺机夺取南京、上海⑥。这是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其军事谋略才能，孙中山对蒋的反袁斗争方略看法如何，无直接史料佐证，但从1915年孙中山派陈其美由日本返沪，令其任淞沪司令长官，策划上海地区的反袁斗争来看，至少能证明蒋与孙的反袁方略有相似之处。陈其美返沪不久，蒋回沪参与淞沪司令长官机关机务工作。
    可见，此阶段孙中山因陈其美的关系开始了解并使用蒋介石；在初步了解使用过程中，孙中山意识到蒋介石是个善于谋略之人。
    1916年6月至1920年10月为第二阶段。这是孙中山赏识蒋的军事谋略才能，并委以相应的“参谋”军职时期。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殉难，孙中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人才。自此，孙中山除继续重用许崇智、朱执信、邓铿、居正等军事人才外，开始正式任用蒋介石。1916年6月，革命党人在山东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孙中山任居正为总令，蒋为参谋长。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委蒋介石以军事实职。不久，居正去职，司令由许崇智代理，蒋仍任参谋长。未几，东北军解散，蒋赴北京观察政局。东北军总司令变更，未能由蒋来代理，表明孙中山此时仅仅赏识蒋的谋略才能。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孙中山任蒋为大元帅府参军。其间，蒋向孙中山呈《对北军作战计划》。是年冬，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拨所统率之粤军四营，成立第二支队，任命许崇智为该支队司令官。次年春二月，孙中山令蒋赴粤协助，陈任蒋为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任职后，蒋先后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不久，蒋辞职回沪，向孙中山报告了闽粤战况。蒋介石的上书与当面汇报战况，加深了孙中山对蒋介石军事谋略才能的了解。对于蒋介石的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⑦，并致函表示：“现在诸事纷烦，非得人莫办，弟幕中有几人胜任，兄所深知，惟望早日回埔，共勷大计。”⑧孙中山考虑到南方军事斗争的需要，令蒋去漳州。回漳州后，因许崇智已升任第一军军长兼左翼指挥官，陈炯明即任蒋为第二支队司令官，率兵千人。至1919年10月，蒋因与陈炯明军事上的分歧，去职离漳回沪，并于25日离沪游历日本。
    1920年10月，因许崇智请病假，陈炯明任蒋介石为粤军第二军前敌指挥官。但蒋因与陈在用兵方略上的分歧，不受此职。为此，孙中山致函蒋介石进行劝说。
    综观这一阶段孙、蒋关系，笔者认为，孙中山对蒋的军事谋略才能是赏识的。《蒋介石年谱初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20年5月）某日，总理与日本友冈本理治坐谈，适公往谒，遽离席介绍之赞誉不绝口，其状尤难描摹。自是每见辄刮目相看，或密筹军略，或泛论时事及党务，或流连宴叙，待以宾礼。亲热有加矣。”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