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辞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后，孙中山决定让蒋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有论者以此作为孙中山进一步信任和重用蒋的论据。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因为，一、考察苏俄，孙中山早在1919年时就打算派廖促恺、朱执信前往，后因廖另有重任，朱执信不幸殉难，此事便耽搁下来；二、国内革命形势发展急需要派人去苏俄考察，谁承担这一任务一时难于找到合适人选，而蒋介石早在1918年9、10月间曾向孙中山提出“游学欧美三年”的请求，因孙中山的不赞同而作罢。此时派一再辞职而难于合作的蒋介石赴苏联，既可解决了赴俄的人选问题，又可满足了蒋数年来的愿望，以调动其对革命事业的积极性。所以，蒋此次接受孙的任务，比以往接受任何一次任务都来得爽快。8月5日蒋奉孙意旨筹划此事，16日即率代表团离沪赴俄。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蒋赴苏俄考察的任务。有论者为论征孙对蒋一贯重用其军事才能，把考察任务说成是“政治、军事及党务”三项。其实，当时孙派代表团去苏俄考察的是“政治、党务”两项。蒋介石亲自修订的《年谱》明确写道：“8月5日，禀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21）
    12月15日蒋介石离俄抵沪，随即转轮归甬。归甬后迟迟不赴粤向孙中山报告考察结果。孙中山为筹备国民党“一大”，急需借鉴苏俄经验，不得不于24日电催蒋赴粤，复陈使俄之命。电文曰：“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22）将接电报后，拖至次年1月16日才抵粤。
    蒋介石此际的所作所为，绝不会增加孙中山对蒋的信任感，更不会重用他。尽管目前没有孙中山批评蒋介石的史料来证明孙对蒋的不信任，但从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代表及选举出的中央领导组成成员来看，说孙中山此时信任和重用蒋介石，确属使人难于置信。我们知道，“一大”代表分孙中山指派和各省党部推选两类，孙中山没有“指派”蒋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蒋为代表。对于刚刚赴到广州的蒋介石来说，连一张进入“一大”会场的“入场券”都没有取得，其内心显然是十分“悲伤”的。蒋连“代表”都不是，更不要说当中央领导机构的“委员”了。蒋介石亲自修订的《年谱》中为了说明“一大”时期孙中山是重用蒋介石的，无中生有地说“一大”上通过了“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23）等重要议案。这一无史实依据的记载，恰从另一侧面证明蒋亦意识到此际已失去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一大”开幕后的第五天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2月3日，孙中山又任命蒋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蒋深知这些差使在孙中山整个事业中的地位，便于2月21日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去军校筹备委员之职。对于蒋这次辞职，孙中山再不像以往以“乞求”的口气挽留，而是以严厉的口气令其执行命令。2月23日孙致蒋中正函中说：“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24）29日，孙致电蒋：“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25）
    对于蒋介石不服从命令的做法，目前虽无史料证明孙中山对他直接的公开批评，但从孙中山于1924年3月10日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中热情赞扬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的事实，即可反映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孙说：“许崇智是革命党，照道理讲，所带的部下自然应该是革命军。而且许崇智向来很听本大元帅的话，绝对服从本大元帅的命令。”（26）
    自1924年5月孙中山任蒋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职后，至孙中山北上逝世止，孙再也没有任蒋更高的军事实职了。仅于7月7日令蒋兼长洲要塞司令、10月11日，孙特派蒋与许崇智、廖促恺、汪精卫、陈友仁、潭平山同为革命军委员会全权的委员，孙北上前2天，令新军改称党军，仅任蒋为军事秘书。至于蒋出任党军司令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都是孙中山逝世后的事。
    写到这里，有一个史实必须辨明，即孙中山临终时口中是否直呼“介石”。日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蒋介石秘录》有声有色地描述这一情节。据查，孙中山临终时直呼“介石”一说，史料出自蒋介石亲自修订的《年谱》中。原载说：“（1925年5月）8日，汪兆铭偕其夫人陈璧君来潮［新自北京回］，访公于湖轩，述‘总理病瞀中，犹以徽息呼介石，绵惙不已。’”（27）
    我以为如确有此事，表明孙中山至临终时还是相当相信、并希望日后国民党中央应重用蒋。但参考对比其他材料，出入很大。据当年奉侍在孙中山病床边的李荣所撰《总理病逝前后》称：“（3月11月）至晚八时三十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十二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四时三十分，仅呼‘达龄’的一声，六时三十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九时三十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28）比较两则史料，后者可信，因为，一，李荣为孙病床前侍卫，寸步不离，所述真实性大；二，孙中山临终前口中呼夫人“达龄”、呼在身旁的“精卫”，符合常情。故由蒋介石亲自修订的《年谱》中的史料不足为信。
    综上所述，孙中山与蒋介石近20年的交往中，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军事谋略才能是赏识的，孙本着“人尽其才”的用人原则，委任蒋担任相应的军职；尤其在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等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孙对蒋的信作和重用，但这种信任和重用仍以“人尽其才”为原则；自1923年8月起，孙对蒋逐渐失去信任感，但孙从大局出发，从爱护、团结蒋介石出发，续继任蒋以相应职务；孙中山北上以后至逝世的近4个月时间内，未给蒋介石任何指令和信函，足以表明孙蒋交往的后期，孙中山已丧失了对蒋的信任感，由此可见，笼统地说孙中山信任和重用蒋介石是不符合史实的。这一点，连标谤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自己后来也说过：“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至但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