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极大地影响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变化。
    从国内方面看，全国人民尤其是海外侨胞和中间党派强烈反对内战，力主和平，表明两党迅速结束对抗，合作抗日是民心所向。
    皖南事变后，海外侨胞和中间党派面对国共的激烈对抗，忧心如焚，他们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一方面强烈谴责国民党，同情共产党，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以调解人角色奔走在国共之间，要求两党以民族抗日大业为重，抛弃前嫌，谋求团结。如美洲洪门负责人司徒美堂分别致电国共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表示“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海外闻之，万分惊骇，思大敌当前，谁甘分裂，自毁长城，自徒亡国”，要求国共团结抗战，“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页。）美国加省华工合作会主席杨森致电蒋介石、朱德、叶挺，表示：“拥护国共继续合作团结，誓死反对分裂投降。”（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页。）著名民主派人士宋庆龄等上书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表示对国共分裂的不安，“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从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黄炎培、沈钓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提议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方面有所缓和，共产党方面有所让步。
    海外侨胞和中间党派是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极其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呼声代表了民意，代表了民心；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们又是国共两党极力争取的对象，因此，对于他们的呼声，国共两党是无法不予重视的，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83页。）
    从国际因素看，主要是苏、美、英等反法西斯主要国家和共产国际都不主张中国打内战，强调国共团结，维持抗日局面，意味着国共两党迅速结束对抗，合作抗日既是世界舆论的要求，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要求。
    事变后，苏联较早对国共两党表明态度。1月16日，苏联新任驻华武官崔可夫即奉命向蒋介石询问事件真相，这以后，崔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多次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官员何应钦等会晤，表示苏联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月25日，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时说：“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失贵国抗战之力量也。”（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版，第386页。）同时，潘、崔二人又多次与周恩来会晤，主张中共与蒋介石就所有问题进行会晤和交谈，说这会对中共和中国有利。共产国际也连续致电中共，说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采取措施，避免内战扩大，维护抗日民族统一路线。早在皖南事变前的国共摩擦期间，季米特洛夫即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分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应以分裂作为目标，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群众，尽党和我军的一切可能去避免内战开衅”；（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事变后，季米特洛夫又指示中共，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息事宁人，提醒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与此同时，美英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月8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蒋介石转达罗斯福对其要求，“深盼其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版，第543页。）并告诫：“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2页。）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劝蒋介石停止国共冲突。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发挥了关键作用，苏、美、英等国的立场既可视为他们维护切身利益的需要，亦可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中国的要求，它对遏制蒋介石国民党反共野心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蒋介石就分别向潘友新、居里表示：“我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新四军解散，决非政治或党派问题，亦不牵涉其它之军队”，（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版，第387页。）“中国决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版，第550页。）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要求也使中共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毛泽东曾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面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
    更出乎国共两党意外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共的尖锐对立，集中了近7个师团的兵力于1月底大规模进攻河南，发起豫南战役，中日民族矛盾再次激化，两党必须迅速结束对立，合作抗日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最高要求。
    以上所述，迅速结束对抗政策是国共两党的唯一选择，同时，各方面的态度又为两党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