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对国内外强大的压力和中共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基本处于防御地位，首先表示了缓和态度，积极寻求与中共妥协。
    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蒋介石也要求部下就事论事，以指斥新四军为限，不涉及共产党及第十八集团军（注：参阅：张海鹏：《论皖南事变之善后》，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谈话、公开表明了国民党对处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立场。他一方面继续重复反共的陈词滥调，指斥和辱骂新四军，另一方面着力将皖南事变定格在“军纪”范围，他说：“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这次新四军受制裁，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而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并表示：“政府此次制裁新四军，既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它问题，……对于其它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连，也绝无什么政治性质。”他保证，“现在抗战期间，凡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247页。）蒋介石讲话，使中共担心的最严重步骤（宣布中共叛变、取消八路军）没有发生，避免了国共间冲突进一步扩大的诱因，标志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由军事攻势转移为政治守势，这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豫南战役开始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国民党军队反击，迅速撤退了华中各剿共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奉命撤围东移，使皖南事变前后国共间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结束。1月25日，当周恩来将我党解决皖南事变12条办法面交张冲并请其转交国民党中央时，蒋介石抓住时机，指示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表示希望恢复国共谈判，张冲随即找到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向，提出以华中新四军北移延期，新四军并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国共关系得到缓和。张冲还极力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以示团结。表明蒋介石"1.27"讲话后，国民党在坚持反共政策的同时，仍有“不愿意最后破裂（国共关系）的一面”，“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82页。）
    如前所述，皖南事变后国共间的激烈对抗，是国民党一手造成的，中共的斗争基本上取决于国民党的态度（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既然国民党方面表示了“不愿意最后破裂”的意向，中共自然不会主动破裂国共关系。所以，蒋介石"1.27"讲话后，中共中央虽然强调了继续攻势，但实际上对国民党的缓和态度立即做出了积极反应，对国民党实行了让步。1月28日，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惟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反蒋口号。”（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对国共关系的变化有了新的估计，“蒋介石发动的利于日寇不利于抗日的国内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提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公布所谓八路军与中共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9页。）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八路军、新国军，“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的态度，不发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2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就豫南战役问题指示：“我们的方针是政治继续攻势，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随后中共中央又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共关系缓和的决定，如停止召开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军事上不打进攻战，停止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新四军也停止向大后方行动；要求部队抑制“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4页。）指示八路军总部恢复向蒋介石通报敌情、战况；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恢*
    国共谈判和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也未明确拒绝。
    这一切说明，蒋介石"1.27"讲话后，国共两党都调整了策略，以维持双方关系为目标，双方终于渡过了皖南事变后激烈对抗的危险期，步入恢复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轨道。因此，客观地说，蒋介石"1.27"讲话就成为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关键和转折点。
    概括言之，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经历了由全面对抗到缓和的转变，这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抗日大业的历史进步之转变，尽管影响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起决定作用是国共两党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处理民族矛盾之下的激烈阶级矛盾。其中，中国共产党在被砍了“伤痕深重”的一刀后，仍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报怨，再次体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在批判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罪行时，也应指出，国民党方面没有进一步扩大事端，避免了国共间更大悲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