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与实际分离后的困惑（1927.8-1928.7）
    当瞿秋白等人接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以盲动主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时，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毫无准备的暴动并不能挽救中国革命，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盲动政策作了一些修正。这一阶段，他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左”倾理论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但暴动接连失败的现实使他处于矛盾与困惑之中。带着这种矛盾与困惑，他艰难地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八七会议开始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过火的党内斗争由此开始。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亲自指导下，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领导人给予了处分。共产国际这种惩办主义的做法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如李维汉所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注：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以11月扩大会议为起点，“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在党内盛行。这时，周恩来虽然受处分，但仍是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代理主任。在斯大林三阶段论影响下，他的思想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接受了三阶段论，认为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毫不怀疑地支持城乡暴动。他说：“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36～137页。）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广州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后，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的斗争要向外发展，琼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局面（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28～130页。）。关于这一点，1960年7月，周恩来在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曾坦率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
    另一方面，他又在执行“左”倾政策的过程中，开始察觉到盲目的毫无准备的暴动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只能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其进行纠正。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给各省省委的指示信，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当时着意纠正盲动错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观点是：暴动必须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发动；暴动中的“烧杀政策”是错误的；城市暴动必须有农村暴动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经周恩来努力，及时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牺牲。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在批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受这一倾向影响，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党的任务是争取千百万群众，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42页。）。同时，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全面检讨的过程中，他发现国际的指导并非完全正确，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与其有相当的关系。带着这种认识，他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部分代表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客观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国际在东方革命运动的工作中更前进一步。”他认为：“必须一方面要向那里派出能实际胜任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各支部有更多机会参预共产国际的工作。”针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这种不正确的作法，周恩来指出：“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1页。），也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周恩来虽然没有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负有责任，但通过批评其派往中国的代表，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