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逆境中的抵制（1928.8-1934.10）
    由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多次“左”倾错误，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围剿”，中国革命面临十分危险的局面，周恩来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不得不执行国际的指示；但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又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负责。在这两难的境地中，他只能在工作中力求尽量减少由于国际的错误指导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通过这一阶段的实际斗争，周恩来对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认识逐渐明朗起来。
    党的六大结束，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因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内，他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恰在这一年间，共产国际连续向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这4封信一封比一封“左”，要求中国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右倾和反对富农的斗争，加紧进行反对改组派和中间力量的斗争，同时还要求让赤色工会公开。周恩来未对国际指示直接提出异议，但他在对党内发出指示和采取行动时，还是比较冷静和务实的，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比如，在反右倾问题上，他一方面指出：“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另一方面，他告诫全党：“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133、134页。）在反对富农问题上，他一方面提出今后在乡村中要加强对富农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反对富农的时候，“不要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不违反这一主要内容之下来加紧这一斗争”（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66页。）。这就是说，民主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只有当富农已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以后才能进行反富农斗争，否则就“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公开赤色工会问题上，国际要求必须“不顾并且反对国民党法律而力争赤色工会的自动公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47页。）。周恩来对此虽未予以否定，但提出：“目前客观形势不容许我们安稳地公开活动。只有在黄色工会之下争取多数转变为赤色工会，而不可能互相对立”（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68页。），单纯以赤色工会的公开来争取群众。
    当李立三“左”倾错误出现之后，周恩来知道立三错误的根源来自共产国际，但他却不能明确地对国际提出批评，只能以立三路线的错误事实来提醒国际改变政策。1930年3月他再次到莫斯科后，利用出席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的机会，汇报了中共党内在暴动问题上的分歧和“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以及中国苏区和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情况，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共产国际虽未认识到其指导思想的错误，但认为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夸张，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等作法是错误的，因此邀请周恩来、瞿秋白参与拟定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7月23日决议。决议否认中国目前有直接革命的客观形势，指出现时革命条件下的第一等任务是组织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建立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
    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摈弃了惩办主义的作法，采取耐心说理和具体分析的方法，指出立三的错误所在，并主动纠正自己在认识上的偏差。
    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将立三错误升级，将其说成是同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而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认为这与国际的愿望相反。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从此，周恩来承受了很大压力。
    在米夫逼迫下，周恩来于12月23日代表中央起草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一切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页。）
    但米夫等人并未善罢甘休。米夫支持王明等以江苏省委和团中央名义，通过了反对《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的决议，指责这个通告又犯了3个错误。与此同时，原来拥护三中全会的一些人，也起而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召集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废除三中全会不正确的决议，对现任中央领导给予最严厉的制裁。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党内因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最终导致党的分裂，同瞿秋白一起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批评。会议通过的由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错误的程度很大，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也有许多错误；要求中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态度”，以至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路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3页。）。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这实际上是警告说，周恩来只有服从共产国际及国际代表的领导，才能留在政治局内。
    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的心情是相当苦闷的。他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四中全会使党内的矛盾更加复杂起来，同志间的互相攻讦和一些人无原则的争论，使党的组织纪律遭到破坏，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局面。为了使党能够渡过难关，周恩来忍辱负重，竭力维护党的团结，努力说服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执行党的决议。他语重心长地说：“一脚踢开领导机关的作法是站在派别观点，我们要斗争。”（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10页。）在重重压力之下，周恩来被动地执行着国际代表的“左”倾指示，并在执行过程中尽量加以变通或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抵制，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到中央苏区之后。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在赴长汀途中，他发现闽西党组织在肃反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问题，便冒着被指责为右倾的危险，写信给临时中央政治局，要求纠正其错误。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主持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由于临时中央仍坚持“左”的肃反政策，他遭到了斥责和指名批评。1933年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到达中央苏区后，在苏区开始全面推行“左”倾政策。周恩来这时已被取消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已无法对此进行纠正。1934年2月，周恩来虽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却没有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他却以高度的责任感，多次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行争论，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然而，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意见。由于军事战略和指挥上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