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汉族中一个颇具特点的民系，广泛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港澳等地区，并是海外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客家研究日益受到世人的注目。但是，有关客家学的论著，仍以介绍为主，特别是关于客家源流的研究成果大体上仍未超出数十年前罗香林先生的论著水平。而罗香林先生的研究，现在看来不仅显得陈旧，且有不妥，需重新研究。笔者不揣简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大家。
    （一）
    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人原先生活在北方，为避战乱迁到南方。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诸著作据家谱以为客家先祖东晋以后开始南迁，远者到达今江西的中部和南部，近者到达颖、淮、汝、汉诸水间，在唐末黄巢起义以后及五代时期再迁入闽、赣二省边的汀、赣二州，于五代宋初形成民系，宋元之际开始自汀、赣迁入广东①。长期以来，此说被视为客家源流研究的经典，反复引用。但仔细琢磨，其中的漏洞委实不少。
    笔者认为，客家先民和客家源流并不是一回事。客家先民是指客家人较早的祖先，客家源流则是先民中对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一部分，而客家人与汉族其他部分的区别完全在于文化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北方的语言和风俗）而不是人类学上的特点。客家先民自北方迁入南方以后，只有具备一定的移民的数量，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才能长期保持并延续北方的文化特征。因此，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并直接从北方进入汀、赣二州这种相对封闭环境的移民，或虽不直接进入二州但进入以前在其他地区停留时间不长的移民，才有资格成为客家人的源流。东晋初年为四世纪初，唐末为十世纪，北方移民在到达汀赣之前已在经济不落后交通也不闭塞的长江南北居住了六个世纪，如何还能保持中原古音和风俗，令人费解。而一旦失去北方化的特点，无论自何代迁入都不可能对后世客家文化的形成产生作用。因此，依照文化发生的原理，罗香林先生的东晋移民五代宋初形成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唐代汀赣地区的经济文化仍相当落后，非汉民族人口较多，赣州有被士大夫称为“鬼类”的木客，汀州更是“山都，木客丛萃其中”②。陈元光于唐前期说漳州：“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③漳州早期县的建立时间介于赣州和汀州之间，据此可以推测唐前期赣、汀两州的非汉民族都应有一定数量，在汀州甚至可能占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县的建立往往标志着一个地区获得初步开发，赣州邻近江西--广东交通线的县建立较早，靠近汀州的东部诸县迟至五代以后才建立，而汀州直至唐开元间始建立最早的县分④。在这种背景下，少量迁入的北方移民不仅无法保持自己的语言和风俗，而且完全可能会被非汉民族所同化。
    客家人自迁入广东以后，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明代已布满广东东部、北部的不少山区，此后又向广东其它地区和外省迁移。但奇怪的是，在宋元文献中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在汀赣山区居住着一群具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的人群。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汀州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5户，已接近福建路治所福州十余年前的水平（13.4户）⑤。连汀州与广东梅州间“林木蓊翳，旧有象出其间”的武平县象洞，也获得开发⑥。赣州虽仍地广人稀，但位居岭南往长江下游的交通要道上。因此，宋元时代进出汀、赣二州的文人很多，留下大量关于这一地区的文献记载，但却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这一地区生活着文化与众不同的群体。今存《永乐大典》所载南宋开庆《临汀志》以及《元一统志》、《图经》等方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风俗形势”、“户口”、“丛录”等门的内容，多次提到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逃入汀州畲民之中导致“时或弄兵”，却只字未提这一地区还有具有独特风俗和语言的人群。
    宋元之际是汀赣地区客家人开始向广东大批迁移的时期，期间在这一区域发生了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复宋斗争和畲族钟明亮起义，两件大事都发生在以汀赣为中心的闽赣相邻地区，但有关文献记载，如刘壎的《水元村稿》（四库全书本）卷4《赵抚州传》、卷13《汀寇钟明亮事略》，却都不曾提到客家人及其文化现象。《赵抚州传》载居住本县的南宋宗室赵戊岊抗元事迹：宋末参与抗元复宋斗争，进攻赣州失败后逃入汀州，在此“捐重赏募峒丁廖陈六等进取”，未能成功。在知汀州黄去疾降元以后，赵解兵隐迹于畲民之中，最后死于此。试问，如果汀州有大批的客家人，作为北方人后裔的赵抚州为何不捐重赏招募语言和风俗相同的客家反而招募峒丁，在失败后为何不隐迹于客家人之中反而逃入畲中？刘壎是邻近汀州的江西南丰人，记载耳闻目睹之事必不会有疏漏，客家人未能在文献中留下记载，只能表明他们人数过少，以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理由估计在宋末迁入广东梅州之前，汀赣地区的客家人决不至很多，至少不会超过四五万。
    众所周知，今天客家方言中保留许多古代北方方言的特征，探明这些语言特征同于古代中原哪一时期的语言，对于解开客家源流之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遗憾的是从无有论著提到这一点。笔者1993年在中山大学拜访著名的古代汉语专家李新魁教授，就此问题向他请教时，多年的疑问始得解决。李教授认为，客家话接近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反映南宋末和元代的基本语言面貌，因此，说客家在南宋之后形成是成立的。笔者对此话的理解是：如果对客家语言形成产生主要影响的客家先民不是在宋代而是在此以前（唐代乃至东晋时期）南迁，客家话便不是接近元代的《中原音韵》，而是接近北宋的《广韵》和《集韵》。显然，语言的特征也表明客家先民主要是在南宋时期自北方迁入汀赣一带⑦。据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宋元之际在迁入广东之前，生活在汀赣地区的客家人不可能达到或接近四五万人，否则应在当时文献中留下记载。
    第二，作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迁入客区的时间不应该离宋元之际过远，否则北方文化便难以立足，也不符合其语言的历史特征。
    第三，作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在迁移时和迁入后要将北方文化保留下来，还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或具有一定数量的集团移民，或是在移民潮进行时的零散迁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零散迁移但合计在一起的移民人数仍很多），否则其北方语言便可能被南方方言所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