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一贯反对中央的方针吗？回答是否定的。然而，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说，“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页。）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以《决定》为基调评价项英，甚至有人把项英的“南进”、“南调”建议说成是反对，或者背离党中央的方针。
    众所周知，《决定》是1941年1月15日发出的， 即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失败的第二天，成文的时间肯定更早些。延安距皖南数千里之遥，显然还未及弄清全部情况，就仓促作出了《决定》。《决定》共四条，最后一条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但是党的“七大”至党的“十五”大的文件都未见此项内容，可见党中央对项袁的评价尚无定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说：“有些历史问题，中央还未作最后结论，其中包括对皖南事变及项英同志的看法。”（注：《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1期第3页。）因此对项英同志的重新评价应该是允许的。本文不是全面评价皖南时期的项英，只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就项英的“南进”、“南调”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南进”的问题
    有人认为：项英“长期以来在新四军发展的方向上，他有一个与中央完全对立的所谓‘南进计划’”（注：《近代史研究》， 1980年第3期。）。对此，有学者持否定的态度，笔者也有同感。但是，项英有无向南发展的构想？如果有，这一构想是否“与中央完全对立”？却无人论及。我认为在1940年6月之前，项英确有向南发展的构想。不过， 对于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认为他在反对中央的方针。
    自1938年2月新四军集结安徽岩寺到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之前，此为项英向南发展构想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项英认为新四军“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义[丰]、宣城、宁国”等地（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注：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7页。） 有人把上述观点作为项英有个“南进计划”的证据，我是不同意的。因为项英主张“南进”的前提是“如敌前进”，“在某种情况下”，“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等条件。这谈不上“南进计划”，只不过是向南发展的一种构想。应当指出：项英关于上述南进条件的预测，基于以下的估计，日军下一步将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势必向后方溃退，新四军将向南发展，进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事实证明，日寇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地区是后来的事，而不是在皖南事变前。
    在项英向南发展构想形成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作过向南发展的指示。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 陈毅：同意所提新四军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同时指出：“目前最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55页。），后者指的就是苏浙皖区。同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指出了新四军行动方针，“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注：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0页。）。5月22日，中共中央又对长江局、东南局发出指示：“厦门失守，福州危急，福建沿海一带区域即将变为战区。请即指示闽粤赣省委、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创立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之进攻”。因而，“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要“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2-397页。）。12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如八路军在整个华中、华北、西北一样，而不应该只顾现在的狭小地区”（注：《云岭》第19期，第14-15页。）。总之，这一阶段，项英提出了向南发展的构想，与党中央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无疑是正确的。
    自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与项英等人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到1940年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项英和陈毅等都有一定条件下的南进构想。这一构想，体现在新四军军分会与东南局联席会议对江南方针的讨论与决定中。联席会议是在1939年底江南局势日趋紧张，党中央曾要求江南方面立即在部队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提高警惕，以防局部的突然事变的背景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项英、陈毅、谭震林、傅秋涛等人，讨论与决定了江南方针。1940年1月14日， 项英在向中央军委报告联席会议内容时说：“（一）认为在事变与全国发展中，南方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在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二）皖南环境北渡较困难危险，必然成为坚持南方之主力。江南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三）因此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七）按战略之要求，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之工作与基础，并准备武装。”“建议转南方局，加强江西及闽西原游击区之武装组织，以便在事变发生时，发动游击战配合联系。”从这些内容看，并不是“南进计划”，只不过是南进的构想。由于这些内容是联席会议讨论与决定的，而项英、陈毅等人都参加了会议，所以说项英、陈毅都有南进构想，并且是一定条件下的。所谓“一定条件下”，主要是建立在对全国如遇发生大事变后国共关系格局的变化和全国形势发展的估计上的。
    项英、陈毅一定条件下的南进构想，与党中央的方针也是不矛盾的。1940年1月19日， 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说：“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将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 月版，第258页。）既然中共中央一直把皖、浙、赣、 闽四省边区作为如遇急变时新四军两条退路之一，而这四省正是东南局管辖范围。作为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在国民党大举进攻时把南进作为应变措施，怎么能看作是对抗党中央的方针呢？
    应当指出：自1940年春季以后，党中央虽然强调了向北发展，但并未阻止皖南新四军在必要时向南突围。同年4月9日，项英在答复毛泽东询问受袭击时的准备工作时说：“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毛泽东并无异议。直到1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皖南的前夕， 还指示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还应发指出：在此前后，党中央均有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思想。新四军成立时，党中央曾反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皓电”后曾反对新四军北调，而要留在江南，无非要保持南方战略支点；后来要新四军北上，也是为了先立足于华中，并未放弃向南发展，1945年新四军苏浙军区的建立和359旅南下支队南下的史实即可说明。总之，项英南进的构想，从原则上讲并未错，错在对形势的分析，不能综观全局，在认识上出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