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南调”问题
    1939年9月和1940年3月，蒋介石曾两次下达“南调”的命令，要新四军江北部队一律开到江南的第三战区作战。1940年4月，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又下令新四军迅速南调，不得故意延宕，否则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同时，调集18个团的兵力，形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新四军之势，并发电报要袁国平去上饶谈判，以逼迫新四军同意南调。
    项英对“南调”的态度是有变化的。袁国平赴上饶谈判时，项英即指示谈判的方针：“江北部队不能南调。”（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后来，顾祝同根据蒋介石指示， 提出准备以武力“制裁”皖南新四军军部的方案，制造了日益严峻的局势，项英多次向党中央请示或建议：反对整个江北部队南调，允许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团南调。
    有人认为：“项英明明知道党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方针是向北发展，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背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要求江北部队南调。”（注：《大江南北》1990年第3期，第13页。）这一观点， 我是不赞成的。其理由如下：
    从实质看，项英要求叶、张两团南调，谈不上违背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向北发展的实质，是使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华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国民党要求江北新四军部队南调的目的，就是要割断八路军与新四军、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限共、反共的又一阴谋。粉碎国民党这一阴谋的途径，或是针锋相对，反对国民党南调的命令；或是派八路军南下，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或是以上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说，粉碎国民党这一阴谋的办法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项英反对整个江北新四军部队南调，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江北新四军部队南调，光靠南下的八路军部队是无法实现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方针的，是无法粉碎国民党阴谋的。说项英“要求江北部队南调”，是不准确的，项英只不过建议江北部队的叶、张两团南调，留下江北新四军主力，足以配合南下的八路军完成发展苏北的任务。1940年4月22日， 项英致电党中央说：“江北局势因苏韩败退及皖李撤兵，已基本稳定。且八路南下，四、五支（队）已人枪增加，再加以整训，无论对何方皆可必胜”（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项英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陈毅、粟裕、罗忠毅等的看法亦同。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致电党中央说：“我们坚主调叶、张两部回江南，留戴、罗、彭、李等配合八路军即可能解决华中”（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这就是说，陈毅等人不仅主张叶、张两团南调，而且认为叶、张两团南调苏南后并不违背发展苏北的方针。
    同时，项英和陈毅等建议叶、张两团南调苏南，也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向南巩固”方针急救苏南的需要。党中央自把苏北作为华中主要发展方向的决策后，就指示中原局，必须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进攻，必须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将华北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这里所说的江南即苏南。1940年5月4日，党中央仍指示项英、陈毅：“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可见苏南也是党中央确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当时，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顾祝同要武力“制裁”新四军，皖南、苏南的局势日趋险恶，项英和陈毅等均感觉到皖南、苏南新四军的兵力太少，不能应付严峻的局面。在前述八路军南下与留下的江北新四军主力足以解决苏北问题的前提下，项英多次向党中央建议，调叶、张两团返回苏南，以救危急。4月14日， 项英向党中央请示：顽方正在全国布置阴谋，我们在“全国布置上应立即进行。就江南现有力量（除渡江者外，皖南有三个足团，苏南更弱），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以影响某方，结果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对全国及将来估计，是否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则江南可达六万以上兵力，牵制影响某方甚大。”4月16日，项英又向中央建议：“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最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变。否则江南部队在事变中只能作游击战。因某方集结之兵力超过十倍以上，加以地势不好，又无根据地。”4月22日，项英又致电党中央，为叶、张两团南调申述理由：“为着仍使我江南部队不遭对方之打击，如以现在皖南三个团（加军直），苏南三个团（仅两个团），而欲求对付此两地战争地区及斗争地区，则不可能”。以上可以看出，项英多次向党中央建议将叶、张两团南调，以应付大事变。这一建议，是不无道理的。当时，陈毅、粟裕等亦持相同的看法。 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致电党中央说：“国民党要江北部队南调，宜南调一部敷衍他，占得集中，完成和加强苏南发展之顺利”（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由于顾祝同在苏皖边界增兵和赶修工事阻挠皖南新四军东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游击区总司令冷欣又在苏南加紧挑衅，对陈毅部步步紧逼，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5月20日，陈毅急电党中央， 请求将原来由苏南北调的张、管、叶部队调一部分回来，以解苏南之危。刘少奇极力反对这一意见，他致电党中央说，“我昨天通知叶飞，中央有令要叶部在苏北积极行动。”“我的意见叶部不应南调江南，且有必要加调部队到苏北。”陈毅见“南调”的部队久久不至，皖南新四军一时又不来，如不及早转移，苏南新四军有被冷掀部队包围歼灭的危险，便于6月15日致电中央说：冷欣挑衅甚紧，如应付不好必动武力。“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失。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陈毅未等中央答复，也不待顾祝同批准，就于6 月中旬率军离开苏南北渡长江。陈毅率军北渡的事实，足以证明苏南局势的危急，足以证明项英建议调叶、张两团回苏南以“应付大变”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对“南调”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开始时，党中央主张针锋相对。1940年4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叶飞部队不应南调，应配合八路军在苏北发展。”4月19日， 中央军委致电项英：“叶张两团以留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江北之可能。”4月20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 刘少奇：“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85页。）。几天后， 党中央鉴于已决定派八路军一部南下增援华中，同时考虑到项英、陈毅等人的意见，遂于4月26 日改变了“现在与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的指示，指出：“苏北管、叶、张、梁四部中主力，仍留在苏北发展，但可抽一部加强苏南，具本布置由项、陈决定”（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7页。）。中共中央同意一部南调的决定，说明项英、陈毅关于叶、张两团南调的建议有合理性，如果项英关于南调的建议果真“背离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党中央又为什么同意一部南调呢？
    同时，项英关于叶张两团南调的主张，据项英自己说，仅是他们“个人意见”。“是否与中央指示相事”？“请中央在全局上作考虑和参考”（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作为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据理力争，向党中央谈个人意见和建议，是完全正常的。怎么能说是背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呢？况且，新四军江北部队的南调问题，仅停留在语言上，并没有“南调”的实际行动。自陈毅于1940年6月率部北渡长江后，南调的事也就不提了。
    总之，项英建议叶、张两团南调，是在八路军南下，足以和留下的江北新四军解决苏北问题的条件下，急救苏南的应急措施，最后党中央终于批准了一部南调，因此，不能把项英向党中央提建议和意见，说成是背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