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向北发展”的问题
    既然项英南进的构想和南调的态度，均不背离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那么，项英是如何贯彻和执行这一方针的呢？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项英“始终借故不执行”（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78页。）。这一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是1939年初春，周恩来到皖南时，与项英等人共同商定的。既然是共同商定的方针，项英怎么会“始终借故不执行”呢？据新四军老战士们说，项英是个直性子，“有时很固执，但绝非是两面三刀、阳奉阴违那种人，他如果有意见就会力争的”（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从实际行动看，项英基本上执行了向北发展的方针。
    为了向北发展，军部于1938年11月即派出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领特务营渡江去皖东，组建江北游击队并筹建江北指挥部。1939年5月， 叶挺率一批干部去江北，在庐江东汤池建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把新四军第四支队扩大为第四、第五支队，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项英还派叶飞、张道庸部渡江北上。12月2，项英致中共中央电中说：“一、 已命令江抗主力一个团（老六团）及四团与管部各一营由叶飞、张道庸率领由扬中过江，向天长挺进，与五支（队会合），本日正在运动中。二、老六团东征后，战斗力很强，武装最好，每连有六挺机枪。必要时还可由一、二支抽队北渡，目前主要打过（通）联系，以后无问题”（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23页。）。如何发展苏北？项英在1940年3月30 日致中共江苏省委的《对苏北党目前中心工作的指示》中说：“近日韩（德勤）正在积极布置消灭我江北部队”，“如进攻，我当坚决消灭之。否则只能退回江南，或听其将我消灭。这是关系整个苏北与我军发展之关节”，“如能取得两李合作，东进（南）通、海（门），对我均有利，即应毫无顾虑的东进”，“因李部横立于东进之路，以免两李与韩部联合，势孤而无完全胜利之把握”。“争取好转绝无法避免磨擦，利用矛盾必须使我发展。只有求得发展才能有力的争取好转。同时应当努力的团结中间力量，但不是对顽固派与反对我者争取缓和以求一时之和平共居”。“目前在苏北中心是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两李来打击韩部与CC，才能争取大的发展，争取苏北”。他还认为，发展苏北必须依靠八路军的力量。假如八路军与四、五支队“不能立即配合”，苏北我军应“积极向东发展，铲除许多障碍，控制长江沿岸，再转向北对韩形成大的迂回包围局势，努力扩大，充实主力。在军事上采取各个击破，政治上分化、中立各杂色部队来孤立韩，力求在冲突中一鼓将韩消灭。”实际上，当时皖南军部及部队所剩下的主要领导干部已不多，在军首长中张云逸、邓子恢已去江北。支队领导干部中，原一支队副司令罗炳辉及参谋处长赖传珠亦已调江北，原一支队、二支队领导机构早已离开军部，五团团长孙仲德也早调往江北。领导干部的北调，对于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作出了贡献。
    项英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应如何评价？周恩来于1940年6 月17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议上对新四军工作作了总结发言，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和巩固皖南的方针。”同时，也指出：“新四军所实行的同中央的指示亦仍有差别，即中央指示在中原是大胆发展的方针，而新四军认为在江北也要巩固地发展”，“没有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地发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456-457页。）， 周恩来的这些话，用来评价新四军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是十分恰当的、正确的。然而，用来评价项英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就总体而言是恰当的，但某些地方需要区别一下，因为项英毕竟不等于新四军。
    之所以说就总体而言是恰当的，是因为项英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但他所实行的与中央的指示有差别。差别主要有两点：一是表现在项英似乎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没有把向北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例如：“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从项英在1939年初将皖南、苏南、江北各部署三个团的兵力看，这种平均部署的做法，分散了新四军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显得处处被动，也反映了他把皖南、苏南、江北的战略地位等同起来看待。党中央却十分重视长江以北的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认为华中在战略上是连系华北、华南的枢纽，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华中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而新四军在江南，因国民党之限制及其统治力量之雄厚而发展迟缓。为此，1939年4月21日， 党中央指出：“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交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不知何故，项英和陈毅终未成行。同年8月， 项英电请党中央对江北地区“政治上须派大员坐镇领导，少奇同志请速去”。这也许是他虽然重视江北，但也认为江南很重要。二是认为在江北也要巩固发展，却没有大胆地发展。当时，苏北的韩德勤等拥兵10多万，皖北的桂军5万多人，皖南的新四军及军部在顽军的四面包围之下， 处境十分危险。项英缺少刘少奇那种提出经营苏北的远见卓识，缺少陈毅那种打开苏北局面的宏伟气魄，他谨慎从事，顾虑多端，未能接受陈毅于1940年4月21日提出的“放弃皖南”的建议。 如果项英接受了陈毅的建议，不是全力发展苏南，而是去发展江北，那么，江北就可能有大胆发展了。应当指出：光靠新四军这点兵力在江北（包括苏北）击退反共高潮、“大胆”地发展，还是有困难的。陈毅曾在党七大上的讲话中指出：“总的方面，打破了反共高潮是因为刘少奇同志南下，使新四军统一了指挥，以及八路军的黄克诚等三个旅从山东南下，从北面牵制了韩德勤，突破苏北，没有这个也是不行的”，“整个华中局势和八路军南下，在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意义的”（注：《大江南北》，1991年第4期，第8页。）。还应当指出：项英对中央指示的理解不深刻、不全面。 例如， 4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项英说：“新四军江南、皖南部队力求在八路军南下华中、局面（未）巩固之前避免冲突，这对我在华中及东南的局势是有利的，但无论何时我均不可先动手”（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项英有可能产生了依赖八路军解决苏北问题的思想。这也许是他要巩固地发展江北的原因所在。
    之所以说项英不等于新四军，用周恩来评价新四军的话来评价项英在某些地方需要区别一下，是因为在1940年1月以后， 军部不再领导江北指挥部。1月1日，项英请示党中央：“中原局到皖东，新四军江北前委应取消，统一于中原局。在目前情形，军部对江北（除苏北外）无法指挥，因情况不明。以后除某些行政上为对外的关系外，一切均归中原局负责、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以便统一，如何，请中央及军委最后决定”。4日，党中央复电：“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 以统一党、 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页。）。由于江北指挥部已不归军部指挥， 那么除陈毅所属的那部分进入苏北的部队外，其它江北部队及其所属地区是巩固的发展还是大胆的发展，项英似乎均不能负直接领导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