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四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刊选译了一组西方学者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可能有不实之处，但作为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在度过了腥风血雨、创巨痛深的四年后，盟国实际上忽视了抵抗运动是他们进攻和解放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四年却掀起并促进了被占领的欧洲的武装抵抗运动。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四年耻辱和令人难熬的占领后，法国抵抗运动决心要干一番事业，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有资格在本国领土解放中起领导作用。1944年1月，包括戴高乐分子和共产党人在内的抵抗运动内部各支竞争力量暂时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组成了统一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FFI）。到5月份，据估计，大约10万名武装男女按照伦敦的命令投入战斗；另有4万名武装游击队员隐蔽在全国的山林中。其次，1944年时，特别行动计划执行委员会已在法国设法建立了许多组织严密的网络，这个执行委员会是1940年在英国建立的，目的是在整个被占领国家里协调和鼓励对轴心国进行武装抵抗。特别行动计划执行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对发电厂、军械、部件厂、铁路、运河系统、供给库以及敌方人员进行许多破坏性攻击。第三，抵抗运动在1943年夏制订并提交了与进攻同时进行的七个协同作战行动的全面计划。这七个协同作战行动包括攻击铁路、德国公路运输、电信设备、弹药库、石油燃料装置、敌人司令部和铁路转车台。最后，由于特别行动计划执行委员会的坚持和邱吉尔的直接干预，从1944年2月起，给抵抗部队空投物资的数量大量增加。 到1944年6月，成千上万英勇而具有献身精神的法国人唯一等待的就是发出信号，以挽回他们的民族荣誉。
    但是，盟国作战计划制订者的观点多少有点不同。当详细制定战争史上最复杂的军事行动时，是谈不上什么民族感情的。这些军事行动需要精确性和绝对保密，对这两点，法国抵抗运动都不能保证做到。首先，要估计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实力和素质是极其困难的。由于许多组织之间极少有通讯联系，并且他们同伦敦没有联系，因此任何复杂的行动计划的协调和执行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的。其次，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内部的政治分歧根深蒂固，持续不断，这就使得各个组织之间的合作成为一桩棘手而又无法预言的事情。第三，尽管空投不断增加，显而易见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组织有足够的弹药能维持打一天以上的硬仗。反坦克火箭炮和反坦克步枪是最难获得的武器；小组行动所必须的短距离通讯装置实际上闻所未闻。第四，法国抵抗运动不象铁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那样，它没有广泛的实战经验。同样，无法保证对敌人公路、桥梁、铁路、编组车场、电话通讯和指挥部等这些战略通讯网进行全面破坏活动单独取得成功，以保证盟国登陆。最后，如果抵抗运动是进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就必须泄露涉及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详细情况。盟国不准备承担这种风险，甚至在发动攻击的这一天清晨，戴高乐将军对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由于失去了发挥战略作用的机会，而且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法国抵抗运动只能坐等进攻。但这将是一次全国起义的信号，而每个人都同意，无论在大规模进攻开始日或在滩头阵地不稳固的集结阶段，这次起义，都将使德国人造成大混乱。为了协调和加强地方起义，空军特别后勤部队、美国“作战小组”以及盟国之间的三人小组从大规模进攻开始日起都被空投到敌后。
    盟国当然得到了好处，而且不仅仅是得到好处而已。铁路工会支持的破坏小组是抵抗运动中一支组织最好的力量，它们联合起来破坏德国对诺曼底战场的增援。对公路和电话通讯广泛的攻击加剧了破坏程度，使敌人不能在盟国突围后重新聚结起来。后来，游击队员骚扰了德国人的退却，并帮助结束了战斗。精锐的纳粹德国党卫队第二装甲师“帝国”被调来多尔多涅进行反游击队活动，而不是迅速奔赴北方进行实战，这表明德国最高司令部已经被起义弄得惊慌失措。即使当该师为时已晚地奉命开赴诺曼底，游击队不断的进攻又进一步阻止了它的前进。
    但如果单是根据游击战来评定欧洲抵抗运动在军事上作出的贡献，那一定会使人误解。例如，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由于英国所组织并由当地制定的逃跑路线，3500名被击落的盟军空勤人员才得以安全返回。对盟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抵抗运动的情报收集活动。盟军作战计划制订者很少不了解敌军的武器、人数、调动及部署情况。1944年5月，3500多条消息是通过法国无线电广播出去的；再加上被偷带出来的大西洋墙的详细情况和作战计划。例如，波兰和法国抵抗运动的工人，提供了有关VI型火箭建造和发射场位置的非常宝贵的情报。在整个战争期间，代号为“马车”的比利时情报网定期向英国送回各种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从协作者的姓名地址到绝密的德国雷达站的详细情况。如此细致而详尽无遗地积累起来的重要情报，比起抵抗运动游击队员不协调而又无目的的行动来说，对盟军的胜利也许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对以纳粹极权主义社会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原则进行抵制，在某种程度上，早在二次大战爆发前的欧洲就存在了。在大战时期被德国击败和占领的那些国家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拒绝接受外国强加的控制的民族抵抗精神。欧洲抵抗运动中这两股独特的潮流汇集了许多具有不同的观点和背景的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君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工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罪犯。这种多样性确是说明了有时使某些运动陷于瘫痪的各种争吵和内部流血斗争的原因。但是他们都能在道德上抵制纳粹政府及其所强加的生活方式上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