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失败时，抵抗运动便帮助人们恢复民族自尊心；胜利时，他们坚持在决定战后社会形态中发挥作用的道德权利。例如法国，抵抗运动领导成员很快就填补了由合作者和维希官员在地方政府中所遗留的空缺。跟随在先头部队后面的盟国内务官员不久就发现，法国抵抗运动能够广泛采用有效的民政。这有助于减少从战争和占领过渡到和平和自治的潜在困难。它还向盟国清楚地表明，对占领军进行了四年的抵抗后，进一步来自外界的政治干涉将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当然，过渡并不是在一切地方都是那么顺利进行的。例如，波兰就发现自己处于新占领者--俄国钢铁般的控制下。在希腊，英国人动用武装部队以防止共产党抵抗运动夺取政权。
    不管怎样，在西欧民主国家中，许多前抵抗运动成员在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中占有显要的位置。然而，这些人在大战期间出于道德心，曾经选择生活在法规范围之外，尽管纳粹分子和合作者制订了法律。因此，在战后世界上，抵抗运动（即个人反抗他们认为是道德上不相容的法律、政策和各种政体的自由），获得了政治承认和社会尊重。不仅曾经支持过抵抗运动的英美这些国家，而且目前执政的前抵抗运动的战士，都难以否认和平抗议的自由，以及公民反抗他人的自由。
    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这些国家抵抗运动的事例和经验也显示了有组织抗议和非武装抵抗的力量。宣传机构、地下报刊、罢工、游行以及在议会的议事中采用拖延手段，业已证明十分有效且难以反击。所有这些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广泛存在的抵抗精神。人们联合起来了，他们致力于抵抗，而没有遭到许多个的人危险，敌人不管青红皂白的报复和激烈的内部争吵，而这些通常是武装抵抗运动的产物。
    抵抗运动促使人们去思考他们的政治责任。它使人们深切地感到，每隔四、五年投一次票并不是他们能参与缔造和确定社会的唯一方法。抵抗运动使这一点显得突出起来，即正是人们承担起这一最后的责任，以维护社会，并为改进这一社会而工作。这就是抵抗运动对欧洲解放所作出的真正贡献。
    （摘自英国《今日历史》1984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