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欧洲逐渐形成了一股了解和研究中国的热潮。1685年，由于路易十四亲自过问，法国向中国派遣了五名耶稣会传教士；1698年，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首航中国。以后，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和商人日趋增多，有关中国的信息源源传往法国，使法国在欧洲的“中国热”中处于领先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知名的法国文人，无一不关心或研究中国，被后世称为启蒙思想家的那些伟人尤其如此。他们中不少人在反对封建制度、为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大造舆论的斗争中，曾把中国作为楷模；中国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被他们热情地加以颂扬。在这支歌颂中国的合唱队中，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魁奈、霍尔巴赫、狄德罗、爱尔维修等著名的启蒙学者。
    与这些启蒙思想家大抵生活在同一时期而略早的孟德斯鸠，是以法国的启蒙思想先驱之一而留名后世的。他一生中也以极大的热情了解和研究中国，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和评论。不过，他与伏尔泰、魁奈等人不同，毕生不曾写过一部专著或一篇论文集中地讨论中国。他对中国的论述散见于自己的各种著作。据笔者统计，孟德斯鸠在下列著作中都论及了中国：《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思想》、《随笔》、《地理》和《论一般专制政体》。在这些著作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论法的精神》共三十一章，其中提及中国的多达二十一章五十三节。又如孟氏生前未版的《地理》，是一本为写作搜集素材的笔记，其中大部分是他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时所作的摘录的随感，堪为“中国专集”。
    孟德斯鸠在其著作中虽然数百次谈论中国，但他却不是那支歌颂中国合唱队的成员。相反，他对中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颇多批评和指责，因而引起伏尔泰和魁奈等人的不满，屡屡遭到他们的反驳。论者历来比较注重对中国持颂扬态度的伏尔泰等人的研究，这当然完全必要。但是孟德斯鸠既是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了解和研究中国方面又花费了很大精力，对中国的看法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我们似乎不应对他冷落。本文试图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求教于专家和识者。
    （一）
    中法两国相距数万里之遥，当时交通不便，孟德斯鸠虽热切地希望了解中国，却从未到过这个古老而遥远的国度。他了解中国的途径主要在于阅读和间接的接触。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大多通过来华传教士的译作和著述了解中国。孟德斯鸠当然也不例外。根据他本人的记述和其它材料，他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至少有以下几种：
    Ph.Couplet（汉名柏应理）， 《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中国纪年》（Tabula chronologica,1683年）；
    《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1703-1774年）；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Du Halde: La Deseription……de 1'Empire de la Chine,1735年）；
    C.Visdelou（汉名刘应）：《鞑靼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artares）；
    唐比埃：《周游世界记》（G.Dampier: Nouveaux voyages autour du monde,1711年）；
    《台湾岛的现状》（Relation de 1'état de 1'ile de Formose）；
    伊斯卜朗：《从莫斯科到中国》（E.Isbrand:Voyage de Moseou a la 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