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如何评价中国这个问题上，孟德斯鸠何以与同时代的多数启蒙思想家截然不同？一些学者曾对此作了探讨。法国人卡尔卡索纳早在二十年代就指出，孟德斯鸠之所以与伏尔泰等人在中国问题上意见相悖，原因在于孟德斯鸠读了一些商人和外交使节所写的游记；它们的作者在中国或走马观花，未作深入考察，或对中国怀有敌意，对中国的弊端恣意渲染，都没有反映这个国家的真实面貌。孟德斯鸠从这些书中了解到的中国自然与伏尔泰等人心目中的中国不同。（16）此种看法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我们认为，此种看法言之成理。这类游记确实影响了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他对中国的不良印象除来自此类游记外，还来自他一生中接触过的唯一的中国人黄某。孟德斯鸠从黄某口中了解到的中国远不是那样美好的。黄某说，中国刑罚酷烈，凌迟处死时将犯人割成六十余块，而且必令其割至最后一块方断气，否则行刑的刽子手将被处死。他还说，中国的新皇帝继位时，将先皇的三宫六院全部送到市场公开出售。这种说法出自一个中国人之口，当然会给孟德斯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传教士所记述的中国的种种美好之处不予置信。
    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促使孟德斯鸠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因为他读了那些游记。
    这是因为，首先，孟德斯鸠开始接触有关中国的材料时，已经流露出明显的怀疑情绪，而此时他尚未读过关于中国的游记。上文提到的他在1713年阅读《中国贤哲孔子》时所作的笔记，以及同年他与黄某谈话后所作的笔记可资证明。
    其次，说到游记，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安逊的《环球游记》孟德斯鸠读得兴致勃勃；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正在阅读安逊勋爵那部令人赞叹的著作……我正在读，以后还要再读。在我看来，这本书颇多启示。”（17）这部游记对孟德斯鸠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安逊的这部游记初版于1749年，那时，不仅《波斯人信札》已出版二十余载，《论法的精神》也已问世一年。这就是说，孟德斯鸠在写作这两部名著时并未利用安逊提供的材料；换言之，安逊的游记对孟德斯鸠中国观的形成没有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早在安逊的游记出版前就已基本形成。关于这一点，古阿斯戈的回忆提供了证明：“当安逊的游记出版后，他（孟德斯鸠--笔者）高声喊道：‘啊，我早就说过，中国人不是《耶稣会士书简集》力图让人相信的那样诚实。’”（18）据我们所知，孟德斯鸠对安逊游记的利用，仅限于在《论法的精神》1758年版中添了一句话：“我还可以找出知名人士安逊勋爵作见证。”（19）
    与此相对照，在中国问题上与孟德斯鸠持不同观点的伏尔泰等人也读过这类游记，却并没有接受游记的作者们对中国的看法。魁奈在他的《中国的专制政体》一书中，曾质问孟德斯鸠，为什么不相信久住中国并且到过许多省份的传教士，而要相信仅在中国作短暂逗留的商人。我们知道，《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有关中国部分，对中国并非一味褒扬。巴多明等人在信中谈到不少在中国所见的不良现象。但是，对于同一事实，由于各人的基本观点歧异，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例如，雍正皇帝曾诛杀两位皈依天主教的亲王。孟德斯鸠就此事写道：“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了几个亲王，因为他们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也就是无情地--对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20）伏尔泰对同一事实则评论道：“耶稣会为好些中国人，特别为两位厚助善待他们的宗亲王贵胄，招致杀身之祸。这些教士来自地球的尽头，使中国皇族内部失欢不睦；使两位亲王死于极刑。”（21）魁奈则更进一步，他驳斥孟德斯鸠道：“世界各国都因宗教缘故惩处过大量殉教者……但此事与中国的专制主义毫不相干……”（22）其实，当时关心中国的人所阅读的材料，主要就是《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无论伏尔泰、魁奈或孟德斯鸠，概莫能外。可见，即使是完全相同的材料，由于阅读者的观点歧异，得出的结论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因此，以孟德斯鸠阅读过一些游记作为主要原因，来解释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反感，看来是说不通的。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孟德斯鸠的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