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在意大利旅行期间遇见了传教士Fouquet(汉名傅圣泽)。 傅圣泽是法国人,1699年到中国传教,在江西、福建等地居留二十年。1720年,他受教会派遣回欧洲,在罗马与孟德斯鸠相遇则在1729年。孟德斯鸠在罗马逗留期间,多次会见傅圣泽,据他在《意大利游记》中说,傅圣泽是他在罗马时晤谈最多的人之一。《随笔》记录了他们1729年2月1日的一次谈话,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和伦理道德观念等。 1737年6月2日,孟德斯鸠在巴黎会见了传教士Assémani。此人是法国派往叙利亚的耶稣会士,曾到过中国。在这次谈话中,他向孟德斯鸠介绍了在华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一些情况。 法国王家科学院秘书德梅朗(de Mairan)是孟德斯鸠的老朋友,早在1721年,两人就有通信和往来。德梅朗和当时法国的许多学者一样,非常关心中国。他与来华的传教士经常通信。《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收入了在华传教士Parennin(汉名巴多明)在1730-1740年间写给他的信件,信中介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历史和现状,谈到了中国的一些弊病。孟德斯鸠与德梅朗经常讨论中国,直到1755年即孟德斯鸠逝世那一年,他们还因谈论中国时意见相左而激烈争论。事后孟德斯鸠深感不妥,写信给他的另一位挚友古阿斯戈(Guasco),托其代他向德梅朗致歉,勿使这次争论影响他们的友谊。 从1713年与黄某谈话到1755年与德梅朗争论,四十余年中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兴趣长盛不衰。这个时期,正是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关于中国的著述大量出版之时。马勒布朗施(Malebranche)、德絮基(De Surgy)、普阿弗尔(Poivre)等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也出版于这个时期,更不必说1729年问世的西鲁哀特的著作。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孟德斯鸠都有机会谈到,只是我们目前没有材料加以确证。 孟德斯鸠虽然没有机会亲眼见到中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为他研究和论述中国,并将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作为建立自己学说的原材料和基础之一,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他与伏尔泰、魁奈一样,被公认为十八世纪对中国了解最多的法国人。 (二) 早在1713年,当孟德斯鸠开始接触有关中国的材料时,他对中国的怀疑和否定就有所流露。他在阅读《中国贤哲孔子》一书时,常常不同意作者柏应理对孔子思想所作的分析。他说:“他(柏应理--笔者)带着偏见解释中国的术语,以支持自己的论证;我已发现多处谬误①”。在他与黄某的谈话记录中,这种态度更为明显。他说:“让我们摆脱成见吧,我们把他们(中国人--笔者)说得如此之好,未免言过其实。”②“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如此令人赞叹,鞑靼人怎能转眼之间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③以后当他阅读传教士著作时,也常常对他们所描述的中国表示怀疑。例如,他读《中华帝国全志》时写道:“在杜赫德神甫介绍的八个省中,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人赞叹,美丽、佼好……大自然果真只有美而无一点丑吗?”④孟德斯鸠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有的还颇有见地。问题是他以欧洲人的习俗和心理来揣度中国,所以他的怀疑情绪往往又反映出他的偏见。相反,他对于谈到和听到的中国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诸如饥荒、弃婴、酷刑等等都深信不疑,甚至对中国人间或以人肉为食这类无稽之谈也信以为真。 正因为孟德斯鸠对中国并非毫无偏见,所以,尽管他与伏尔泰等人所接触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大体相同,但他对中国的看法却与伏尔泰等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是暴戾的专制国家。 如所周知,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以品德为原则,君主政体以荣誉为原则,专制政体则以恐怖为原则。孟德斯鸠所研究的共和政体,大多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这种政体虽好,但已是历史陈迹;君主政体是他心目中现实的最佳政体;他不遗余力加以攻击的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专制政体。在他看来,东方国家大多实行专制政体,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⑤他认为,中国的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对臣民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可言。皇帝动辄以大逆罪处置臣僚和百姓,“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⑥他认为,中国的刑罚酷烈,炮烙、凌迟等酷刑令人发指,而且往往株连九族。人民战战兢兢,生活在极度恐怖之中。他认为,中国人口奇多,耕地不足,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每遇饥荒,饿殍遍地。即使在正常年景,也因衣食无着而无力扶养后代,弃婴到处可见。他还认为,中国既无议会,也不实行三权分立,因而具有专制政体的性质:“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⑦总之,中国绝不是传教士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好,绝不是伏尔泰等人所赞颂的那样理想。恰恰相反,“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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