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治：《北方游记》（L.Lange:Voyage du Nord,1711年）；
    安逊：《环球游记》（G.Anson: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1740-1744,1749年）
    雷诺多（译）：《九世纪两位穆斯林的印度和中国游记》（Renaudot: 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1718年）；
    拉克鲁瓦：《成吉思汗》（La Croix: Histoire du Grand Genghizcan）；
    克察：《中国图志》（A.kircher: La Chine illustrée,1670年）。
    上述这些有关中国的著作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出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机会接触各阶层的中国人，有的因在宫廷任职还能接触高级官员和皇帝，所以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比较深入。一般地说，他们对中国褒多于贬。他们的著作以《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为代表。孟德斯鸠在1734年前后开始阅读《耶稣会士书简集》，而他阅读《中华帝国全志》则在1735-1738年间。
    另一类是外交使节、商人的游记。这些人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较短，所到之处仅限于北京或沿海港口。由于语言不通等原因，他们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甚少，对中国的了解比较肤浅。所以，他们的游记大多浮光掠影，道听途说，不甚可靠，其中还不乏恶意的诋毁。孟德斯鸠对各类游记的兴趣向来很浓，有关中国的游记当然爱读。
    现有的材料表明，早在1713年孟德斯鸠就已开始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这一年他读的是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中国纪年》和克察的《中国图志》。《中国贤哲孔子》收入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摘译，还介绍了孔子的传略，评述了他的思想和学说。《中国纪年》则简述了公元前2952年到公元1683年间的中国历史。《中国图志》一书述及中国的宗教、自然条件和人情风俗等，插图丰富，流传很广，是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的权威性著作。柏应理的那两本书是用艰涩的拉丁文写成的，孟德斯鸠不仅读得很仔细，而且动手将其中部分章节译成法文，此外还写了数千字笔记表述自己的看法。
    孟德斯鸠了解中国的另一个途径是与中国人以及到过中国或熟悉中国的法国人交往。
    经早年在朱利学校（Collège de Juilly）求学时的师长戴穆莱（Pierre-Nicolas Desmolets）的介绍，他结识了汉学家富尔蒙（Fourmont）和东方学家弗莱雷（Fréret）。富尔蒙对汉学有精深的研究，参加过汉语语法和辞典的编纂工作。他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长期书信往来，对中国的情况了解较多。关于孟德斯鸠与富尔蒙的交谊虽未留下文字记载，但有一件事使我们有理由推断，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1731年，在华的法国传教士Prémare（汉名马若瑟）将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托人带回法国，交给他的好友富尔蒙。这个译本被杜赫德编入他的《中华帝国全志》，初版于1735年，单行本则迟至1755年才问世。可是，孟德斯鸠早在1733年就在《随笔》中记下了他读《赵氏孤儿》后的感想。这就是说，他在《赵氏孤儿》译本出版前读过手稿。而能提供手稿的人只有两个：杜赫德和富尔蒙。现有的材料表明，孟德斯鸠与杜赫德不曾有任何来往，因而，提供手稿的人很可能就是富尔蒙。可见他们的关系确非一般。
    弗莱雷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中国颇有研究，懂中文，参加过汉语语法的编纂工作。他曾计划于1715年来中国旅行，后因故未能成行。他与许多熟悉中国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孟德斯鸠的关系也较好。虽然我们不知道孟德斯鸠曾从他那里得到过多少有关中国的信息和材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中国的共同兴趣是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基础之一，探讨有关中国的问题是他们交往的重要内容。
    经弗莱雷或戴穆莱的介绍，孟德斯鸠于1713年结识了一位旅居巴黎的中国人黄某（Houang-Ji，亦作Ouange Gé）。此人系福建兴化人，1679年皈依基督教，受洗时取教名为Arcadio。1703年，他随法国传教士Artus de Lionne（汉名郎洪仁）到法国，在王家图书馆工作。他曾先后与弗莱雷和富尔蒙合作，编纂有关中国语文的书籍，兼事翻译。孟德斯鸠认识黄某后，曾与他长谈。这次谈话内容丰富，广泛涉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治、历史等方面；谈话过程中，黄某还为孟德斯鸠唱了一首中国民歌。孟德斯鸠对这次谈话极为重视，从现存遗稿中已发现记叙这次谈话的三份笔记，最长的一份达二十余页。一份见于《随笔》，仅数行，记述了黄某在这次谈话中叙述的他初到巴黎时的心情。第二份未收入现有各种版本的《孟德斯鸠全集》，它是五十年代末在波尔多市立图书馆发现的。这份材料与上文提到的孟德斯鸠阅读《中国贤哲孔子》等书的笔记同写在一册上，故可推定写于1713年即与黄某谈话后不久。这时，孟德斯鸠已开始酝酿《波斯人信札》。后来，《波斯人信札》利用了黄某的形象和黄某谈话的内容。第二份见于《地理》第二卷，内容与第二份相同，文字略有差异。据考证，这份笔记写于1734-1738年间，由此可以推定，这是第二份整理后的誊清稿。这时，孟德斯鸠正在准备写作《论法的精神》。如果不是巧合，那么，时隔二十余年孟德斯鸠再度整理这份笔记，恐怕就是为了写作《论法的精神》。与黄某谈话是孟德斯鸠第一次同中国人直接接触，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713年11月15日，孟德斯鸠的父亲病故，他赶回波尔多奔丧，一去八年， 直到写完《波斯人信札》才再赴巴黎。 而黄某已于1716年因肺痨病客死异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