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肯定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又根据传教士们所提供的材料，把中国与一般的专制国家作了区别。他写道：“如果说帝国幅员之大使它拥有一个专制政府，那么，这是所有专制政府中最好的一个。”⑨这句话写在他不准备出版的笔记中，比较直率。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则说得比较委婉：“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应有的腐败程度。”⑩那么在他看来，这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是些什么呢？
    第一，孟德斯鸠给专制政体下过一个定义：“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11）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专制的国家没有任何基本法律，也没有法律的保卫机构。”（12）孟德斯鸠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虽然没有他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特别是没有以限制君权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但是，中国却有效力与法律相似的道德、礼仪和风俗。他说：“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13）这种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太平，是让老百姓勤劳刻苦，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为了太平，便要提倡服从，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属于道德范畴，在中国却具有法律的效力。老百姓既勤劳刻苦，生计也就比较容易得到保障；人民能得温饱，国家也就处于相对的太平之中。他认为，这种融礼仪、风俗、道德为一体的法律是中国古代的君主所制定的，数千年来行之有效，历代的皇帝不得不予以尊重，人民也习惯地予以遵守。所以，中国是一个既无法律又有法律的国家，与其它专制国家不同。
    第二，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贫困。虽因人民勤劳，地理和气候条件较好，人民衣可以遮体，食可以果腹，但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几乎毫无积储，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便生计无着。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如果施政过于暴戾，很容易触发人民的反叛，而一旦发生叛乱，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民一呼百应，君主便有丧失帝国和生命之虞。而在其它专制国家中，即使施政暴戾，由于人民尚不至于饿死，所以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中国的君主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起义，不得不对专制统治有所节制，以防不测。为此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 ）不实行欧洲那种包税制，以免人民受包税人盘剥；每当发生灾荒时，皇帝还下令减免部分赋税；2）政府鼓励耕织，兴修水利，以增加生产，使人民不致挨饿。 为此皇帝还身体力行，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3）不实行卖官鬻爵的制度，而以科举取士， 使各阶层人民均有做官的机会；4）宫廷设有谏官，专司指陈君主过失之职；对各级官吏均建立监察制度，论功行赏，按过处罚，因而政治比较宽和；5）提倡以儒教为中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以减轻法律的酷烈。
    第三，出于同样的考虑，为了防止民叛，中国统治者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这是“中国拥有优良的政府，不象亚洲其它国家那样衰亡的原因。”
    第四，孟德斯鸠认为，由于气候的影响，中国人趋向奴性，所以，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统治者将孝悌观念应用于政治，要人民尊君为父，而君主也待民如子；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象是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的亲人。孟德斯鸠说：“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15）由于这种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因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之中就减少了一些对立性，中国的专制制度就比其它专制国家显得宽和些。
    中国虽然具有这许多非专制政体的因素，但孟德斯鸠并不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看法。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对中国的某些做法表示肯定，但在政体的性质上始终毫不松动。当时不少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国家相对稳定，政制优良是重要原因。孟德斯鸠对此说颇有异议。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纯系地理条件使然，中国的边界，或为大海，或为高山沙漠，外敌只能从北方入侵，所以安全较有保障。他进一步推论说，欧洲国家如果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它们的历史肯定比中国更加悠久。至于中国何以长期维持统一局面，虽发生分裂，但不久即复归统一，孟德斯鸠认为主要也是地理原因。其一，中国以长江为天然屏障，分为南北两部分。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人慓悍好战，南方人温顺怯懦；北方人一旦跨过长江，无须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便可迅速控制全国。南方人习惯于俯首听命，故不易形成分裂。其二，中国饥荒频繁，一省缺粮时，非他省救济难以继续生存，所以各省均有赖于他省，缺乏相对的独立性。统一局面之长久得以维持也受惠于此。
    由此不难看出，孟德斯鸠确实也看到并承认中国有不少可取之处，中国的政体具有一些为专制政体所不应具有也不具有的优点。但是，他总是用地理、气候等客观原因加以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并非总有说服力。中国是专制国家这个结论在他的笔下始终不曾动摇。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当然不局限于政治制度。他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人口等等都有不少论述，有的还颇有见地。限于篇幅，此处只能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