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锻造。
    1.他提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的思想，主张“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7〕这与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 原因在于“人心堕落，民德沦丧”是一致的，认为教育不重道德不行，科学不重道德不立。
    2.重名誉，但信历史自有公论。他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一字之褒贬，严于斧钺，其所惧者名誉之不佳耳。”又说：“处今之世，论名誉二字，已成正人君子掩耳所不（欲）闻者矣！然名誉之界限，固仍金瓯无缺也，虽有颠倒黑白者，恐不足以当万世之论也。 ”〔8〕
    3.重人格之锻造。这是周恩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1916年8月写过一篇《读孟禄（PauLmonroe ）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的作文，谈自己的人格观。教师对这篇文章评语是：“此文前用演绎法，后用归纳法。抉宇宙之原理，探太极之精微，本本也，存存也，是谓真理。”评价定是很高的。周恩来自己对这篇文章也很重视。他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篇宣言来看待的，惟其如此，两个月后，他将此文作了认真修改，并命题为《我之人格观》，发表在南开《敬业》学报第5期。文章说：“孔之忠怒，耶之灵性，释之博爱，回之十戒， 宗教之所谓上帝也，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也。范而羁之，亦即一生之人格耳。”在此文中，〔9 〕周恩来把各种政体得失之原因均归于人格之高下，显然是片面的，但是由此我们却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人格锻造的极端重视。
    三是思想方法上的学习与训练。“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10〕周恩来在幼年即熟读“四书五经”及其他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果说当时仅是背诵经典，那么到南开以后则是在自觉地去吸取传统文化的有益营养了。他曾写过两篇极有见地的文章，即《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和《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反映了他对《中庸》的独到体会和见解，而且，他的这种独到体会和见解，甚至一直被运用到他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之中，成为周恩来思想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
    四是重视儒家的“修齐治平”观。
    中国传统文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周恩来的幼年和少年时期深受这种所谓“内圣外王”儒家思想影响。我认为，对于这种“修齐治平”观，不能全盘否定。它产生于春秋战乱时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凡有志之士，都以结束战乱、治理国家、以利民生作为自己的抱负，并为此把修身、齐家作为基础。这正是儒家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社会价值，强调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时代根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贫弱、战乱备受帝国主义欺凌，凡有爱国心的热血知识青年，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看重儒家“修齐治平”，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此外，在这一阶段，周恩来已经开始在融汇中西文化上进行思考和实践。“五四”前后，周恩来对西方新思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开时期他更是广泛阅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多种著作，并给予很高评价。在他南开时期的文章中，老聃和孔孟学说俱有反映，西学和中学均受到他的重视。
    第三阶段是留日、“五四”和旅欧。
    在这一阶段中，又分为留日、“五四”和旅欧三个小段。这是周恩来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也就是他从主要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开始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期。
    1.留日。这时主要是学习日文，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11〕他是多方武装自己，以备将来之用，即他所说“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12〕人“总要有个志向，……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13〕留学日本，他见识大大增长。他结合自己的所学、所见、所闻，认真思考自己几年来的思想认识历程，终于使自己的思路清晰了，那就是，他“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14〕在国内的时候，周恩来对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并未加以大的关注，他只是踏踏实实地在做自己的事情，进行自己独立的思考。但在留日期间，他却认真读了前年（1916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而且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15〕他兴奋地说：“我这时候的喜欢，好象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16〕这里所说的“大差”，我认为是从政治上说的，是从政治思想上说的，并不是批判传统文化的意思。
    留日阶段的周恩来仍然坚持自己的人格锻造和道德修养。他的《旅日日记》从1918年1月1日到3月21日， 几乎每一天都有一句自勉的“修学”警语，如“与我为善者为善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克已恕人”，“行其心心所安”，“破除成见”，“人定胜天”，“尽人事”，“思想自由无底竟，置身宇宙太空间”，等等。很清楚，其中大多数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修身”的要求。
    2.“五四”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给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以强烈的冲击。在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以说，对儒家已到了憎恨的地步，鲁迅先生甚至号召青年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17〕
    周恩来从日本经沈阳、哈尔滨回到天津时，“五四”运动刚刚兴起，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了运动之中，并被推举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经过在日本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思索，他的思想和视野已经开阔多了。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把“五四”运动同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并提，指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的自觉的事绩。”《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18〕“革新”就是改造社会；而“革心”则是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他后来在《觉悟》一文中说：“‘觉悟’的要件，必须自己去‘觉悟’。自己‘觉悟’，有静的内省法，从回想而生出‘觉悟’；有由他人的方面，从考察中生出来的觉悟；有因环境的感动，从比较中生出来的‘觉悟’”。〔19〕
    总之，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是站在运动前列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他周围人群中的最早“觉悟”者。但是另一方面，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激进青年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20〕就其所提出的“革心”口号，以及他对“觉悟”途径的解释，可以看出他对于传统文化中“践履”精神的重视。
    3.旅欧阶段。这是周恩来经过长期的思索，“五四”运动的锻炼，最终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时期。周恩来1920年末到法国。在以后的四年间，他来往于英、法、德，特别是英、法间，学习法文，进行社会调查，大量阅读英、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将当时风行欧洲的各种主义进行比较推求，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21〕在旅欧期间，他的思想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的“致中和”观念。他在研究社会改革的两种手段（激烈的暴力手段和“渐进的改革”手段）时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定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这时他虽尚未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但是思想倾向已是十分明显。二是当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之时，仍未忘记实行时原则的坚定性和实行手段的灵活性。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22〕
    综观周恩来的一生，“致中和”和坚定的原则加灵活的手段，一直是他的重要特色，而这一特色正是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