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致中和”和“贵柔”的思想风格。
    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思想方法上受《中庸》思想影响很大，“致中和”一直是他思想方法的一大特点。有的学者说：不能把周恩来的反对极端主义等同于“中庸之道”，〔30〕我同意这一观点。我的看法，一是“中庸”不等于人们一般理解的搞“调和”；二是，“中庸”的真意是反对走极端。我认为恰恰是周恩来把握了“中庸”的灵魂。从周恩来写的那两篇文章中正好可以看出“中庸”的真意。有的学者说周恩来的思想风格是“求同”。这不全面。“执其两端用其中”不只是“求同”，而是“求同存异”。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善于在矛盾中寻找统一点，并能恰当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
    在处理党内矛盾方面，在党的“六大”以后，他成为调解党内矛盾、维系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心；而当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周恩来的思想风格和毛泽东的思想风格形成互补作用。值得提出的是，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特别是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之时，正是周恩来的思想风格和政治智慧成为化解矛盾、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经济生活得以艰难进行的决定性力量。
    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周恩来曾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概括了外交工作的基本方法：（一）要等待，不要将已见强加于人。（二）决不开第一枪；“敌视不为人先”。（三）“来而不往非礼也”。（四）“退避三舍”。这些都带有老子哲学的明显色彩。他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是他的“致中和”思想风格的典型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卓越智慧的典型体现。
    第三，高贵的民族气节。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在传统道德精神中，十分强调要建立独立人格，保持坚定的节操。这种精神培植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性和凛然正气，已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周恩来深受这种精神的熏染和培育。中华民族的这种高贵气节与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相结合，形成了周恩来特有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节操。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多次与国民党谈判，折冲尊俎，维护了共产党人的尊严以及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四人帮”的淫威，他决不放弃原则。他忍辱负重独立特行。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国际事务中，周恩来更是以他那高贵的民族气节和不卑不亢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无数国际友人的赞誉。
    第四，艰苦奋斗，质朴俭约。
    勤劳勇敢，质朴俭约是中华民族一项极为重要的传统美德。周恩来生于优患，且受到良好的家教，又自觉接受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质朴俭约的传统美德。他一生艰苦奋斗，崇俭反奢。这样的事例真是太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
    第五，勤政为民，鞠躬尽瘁。
    斯诺曾经说过，“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合理而实际。”他又说“周迅速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必要时丢弃不实际的东西，而且他决不行险侥幸”。〔31〕“冷静”、“合理”、“实际”、“决不行险侥幸”，深受其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勤政为民审慎务实的良好习惯，也是深受《中庸》一书“戒慎恐惧”思想影响的。周恩来的这种思想，在他成为革命家以后，逐步演化并成熟为一种“临事而惧”、对人民高度负责、勤政为民的行政心态。
    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那种特有的“戒慎恐惧”的勤政心态就表现得更加突出。建国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务院（政务院）总理。当时国家千疮百孔，国民经济混乱不堪，周恩来同志以他那超人的精力，过人的智慧，疏理纷繁的矛盾，为恢复国民经济殚精竭虑，做出重大贡献。而最能体现周恩来那种“如履薄水、如临深渊”的“戒慎恐惧”心态的是如下的事例：毛泽东离开中南海到其他地方去开会，周恩来都是亲自周到安排，有许多次都是先走一次毛泽东要走的路线，看一看毛泽东要住的地方，生动地体现了他对党的领袖的关怀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
    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指出：“我提出民族精神问题，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达，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我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在周恩来身上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周恩来的品格、思想可以说正是由这种精神所铸造的。
    注释：
    〔1〕《中国学术通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参见李中华著《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4年4月版。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页。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页
    〔5〕〔6〕〔7〕〔8〕〔9〕《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6、58、5、41、180页。
    〔10〕参见李中华著《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4年4 月版。
    〔11〕〔12〕〔13〕〔14〕〔15〕〔16〕《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277、277、278、281、282、283页。
    〔17〕《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3卷，第12页。
    〔18〕〔19〕《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305、333页。
    〔20〕〔21〕〔2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6、57、55页。
    〔23〕〔25〕〔26〕《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490-491、276、269页。
    〔2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78页。
    〔27〕《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28〕《情谊与事业》中共中央文献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29〕参见《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537-545页。
    〔30〕李海文等编《周恩来--智慧·勇气·忠诚的化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31〕转引自周毅之《周恩来的行政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