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时期
    这一时期包括他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之后的整个革命生涯。这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选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决心为这一事业奋斗一生时，他在第一时期所进行的道德修养、人格锻造，都融入了他的革命实践，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出来。
    这一时期应当指出的是，建国前党处于战争环境，而建国后则处于执政地位，而周恩来又是一直担任共和国的总理职务。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传统文化在周恩来身上的表现也是有区别的，在前者主要表现为英勇、机智、无畏，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戒慎恐惧”、鞠躬尽瘁的为政心态。在这两个阶段周恩来始终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以自己完善的人格征服了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对手和敌人；他以其高超的斗争艺术，卓越的政治智慧，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把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目标坚定，从不动摇，但策略灵活，从不墨守陈规。在长期复杂斗争的锻炼中，周恩来完成了他最终的人格塑造，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从周恩来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灿烂光辉。
    第一，完美的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着这一整体精神而展开的。周恩来道德修养之所以能达到非常高的境界，是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他自身具有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交互作用、互相融合的结果，即为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与仁厚自然相结合，再加上具备东西方渊博的学识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便造就了他完美的道德修养。这种完美的道德修养的内涵是：爱国、为民、公心、无畏、民主、治和；而其外延则是刻苦、勤政、谦恭、刚毅、豁达、平和概括地说：周恩来的道德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德的融合，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中国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婚姻家庭观。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科学思考的。他曾说过：“家庭一事，在今日最资学者讨论，意见百出，终无能执一说以绳天下者。……中国旧式家庭之不合时宜，不待论矣；即过渡时代暨理想中之欧美现今家庭，又何尝有甚坚固之理论与现象资为模仿耶？”〔23〕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传统美德相结合，确立其婚姻观，主张双方要有共同的信仰，一致的思想，相投的性情。为了实现自己的婚姻观，他理智地与原来的女友分手选择了邓颖超。〔24〕周恩来的婚姻是专一的，生活是幸福、纯洁的。他虽然没有子嗣，但却抚养了众多的烈士遗孤。他还以这种婚姻观教育子侄辈，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这样一个人生的重要问题。
    二是孝道观。中国传统道德讲父慈子孝。子孝最基本的要求不只是养亲，更是敬亲、爱亲、尊亲。在封建宗法社会，传统孝道提倡子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且包含许多愚昧、残忍的东西。这些与时代精神相对立的因素，必须坚决予以否定。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孝同时也植根于亲子间的血缘亲情，是维系家庭和睦和稳定的需要。因此，孝的德行中又有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周恩来继承了中国传统孝道观的精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他的孝道观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已及人”精神的体现。周恩来自幼敬父母，听其教，尊其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还经常“读母亲遗墨”。他写道：“……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25〕那对母亲的一片孝敬之心跃然纸上，令读者亦肃然起敬。当他在日本得知八伯父故去的消息时，“哀痛异常、不知所以”，“好象是没有知觉的一样。”当周恩来的父亲在重庆逝世后，周恩来大发悲声，并带病为父守灵，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27〕周恩来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亲长，他已经把这种对长辈的孝道视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推及到革命的前辈和长辈身上，成为周恩来光彩照人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文革”期间的1966年8月， 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被当地农民砸毁。宋庆龄得悉后，泪流满面，极度悲伤，并把此事转告周恩来。周恩来亲自过问，使墓地得以修复。宋庆龄对此极为感激。〔28〕
    三是仁爱思想。仁爱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它提倡人与人应当相爱，应当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同情人，帮助人。
    周恩来深受中国文化中仁爱思想的薰染，主张以智为主体，以情为归宿，“观世应本乎智，出而济世，则又亦入乎情，”他所谓情已经不是什么个人的私情，而是“济世之情”，是对人民大众之情，对民族国家之情。可以说，周恩来的一生，是关心他人、关心国家、关心民族的一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始终以仁爱之心待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鸿钟大儒，也无论是烈士遗孤还是将军元帅，他都一视同仁，给予关怀。
    注重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封建性糟粕的繁文褥节，但也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待人之礼。周恩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注重礼仪、仪表。他待人恭敬热诚，礼让尊重；他严以责已，宽以待人；他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周恩来注重仪态仪表，认为这是对人的尊重。他举止庄重，仪容可观，执事谨敬，文质彬彬，反映出他高度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许多外国朋友为他的待人接物礼仪之周、仪表之庄重、言谈举止之得体所倾倒，并进而对中国产生信任；许多党外的朋友为他的诚恳、尊重所折服，进而更敬重我党。因而周恩来完美的道德修养和他的高尚的人格力量，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拥有，它已变成为我们党凝聚力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由于周恩来来自传统文化的完美道德修养，造就了他独具一格的领导品格。因而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他的领导品格中有着明显的儒家精华思想的痕迹：他除具有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朴素勤勉、坚毅顽强、好学沉思外，还具有因其独特的秉性、经历和气质而造就的温和文雅、谦恭有礼、胸襟广阔、从善如流、和蔼慈祥、忍辱负重等优点。他积极投身革命，一辈子改造世界观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烙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和蔼可亲的品格，又有儒家“推已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色彩；他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身居高位，廉洁奉公的情操，也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的生动体现。〔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