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戚任用制度
    宋代不但限制宗室掌握重要职权，而且“矫衰唐之弊”，对外戚的任用也进行了诸多限制。一方面是严密后宫制度。宋朝运用制度与观念的双重约束，限制后妃参预朝政，约束后妃的权势，从而达到防范外戚的目的，因此，宋代的后妃多恪守妇道，“不私外家”（19）。另一方面，宋朝制定了诸多限制性的“待外戚之法”，防患于未然。在任用方面，宋政府对外戚的任用制度与宗室基本一致，即“崇爵厚禄，不畀事权”（20）。
    所谓“崇爵厚禄”，即授以高官厚禄。宋代外戚获得特恩补官的机会很多，他们的官阶升迁也快，不少人官至防御、团练、刺史、观察使，以至封王建节。但是，即便这些只食俸禄、并无实职的官阶，宋政府也不轻易滥授，只有那些曾任要职、有功朝廷者才能顺利获得。因此，宋代不少皇帝也被大臣称赞为“不私戚里”、不崇外家的楷模（21）。
    所谓“不畀事权”，即不让外戚担任位高权重的显要职务。宋代对外戚的任职限制主要有：其一，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外戚除已中进士者外，多以恩荫入仕，“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资。”（22）外戚恩补只授武阶官，出授差遣可以担任地方武职官，如钤辖、监押、巡检、监当等，而不可任州县亲民官。如咸平六年（1003），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请求“正除近京刺史”，真宗即说：“牧守，亲民之官，系朝廷公议”（23），不许。不许外戚任州县亲民长官是为了防止他们以势凌人，败坏地方吏治，这一禁令一旦被打破，往往受到士大夫们的指责。熙宁初年，神宗向皇后的从祖向传范因累领外郡，被授予知郓州并兼任京东西路安抚使，即遭到谏官杨绘的反对而罢其命。宋理宗时，一度“用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他们为官不廉，引起朝野反对，朝廷不得不再次强调：自今“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24）。
    其二，外戚“不许任侍从官”。侍从官是经常接近皇帝的高级文臣集团，如果由外戚担任，特别是皇后的近亲担任，就很容易干预朝政，因此，宋代一般不许外戚担任侍从近臣。仁宗初年，章献明肃刘皇后垂帘听政，曾设法提拔她干哥的女婿马季良为龙图阁待制，虽系在外侍从，仁宗亲政后，“于明肃之政无大变更，独季良即日易武弁（指武阶官），以为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废也”。外戚不任侍从的制度在宋徽宗朝遭到破坏，南宋初年，高宗因袭旧弊，任命他岳父邢焕为徽猷阁待制，又任命哲宗孟皇后的侄子孟忠厚为显谟阁直学士，均遭到大臣强烈反对，高宗不得不将二人分别改任光州观察使与常德军承宣使，并下诏重申：“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甲令”（25）。
    其三，外戚“毋除二府职任”。二府在宋代指对掌文武大权的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属于最高权力机构。为了防止外戚专权，宋代既有禁止外戚任枢密院长官的条令，也有外戚不可拜相的成法。北宋中期以前，曾有一些外戚远亲担任三衙长官，所以，李心传称：“祖宗盛时，率用外戚典军马”。但是，北宋三衙虽有禁军管理权，并无调兵权，率军出征更是临时差将，调兵权归枢密院，而且，外戚虽可以任三衙长官，却“无使枢密者”（26）。当然，宋代也有少数外戚打破这一限制，官至枢密院正副长官，只是无不遭到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如真宗末年及仁宗初年，刘皇后当政，外戚钱惟演任枢密副使两年，乾兴元年（1022）七月，又升为枢密使，于是宰相冯拯据理力争，指出惟演“乃太后姻亲，不可与机政”。当年十一月，钱惟演遂被解除枢密之职（27）。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公开宣布：“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任”，不过，外戚不可拜宰相、不可除执政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如钱惟演罢枢密之职外任以后，两次回京均借故逗留，企图拜相，终因多次遭到士大夫弹击而未遂。宋代对外戚的任用限制比宗室稍宽，外戚官至执政者，除钱惟演外，还有王贻永、孟忠厚、钱端礼、张说等人，拜相者则有韩忠彦、郑居中、韩侂胄、贾似道四人。其中第一个拜相的外戚韩忠彦并非因外戚身份取得高官，他是进士出身，元祐四年（1089）七月，他弟弟嘉彦娶神宗的女儿之前，忠彦已经出任尚书右丞，系执政官。嘉彦召为驸马后，忠彦一再请求罢职，其他士大夫也纷纷上疏，称忠彦以外戚身份居执政地位是违背“祖宗故事”的。次年三月，忠彦被改任同知枢密院事。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徽宗即位，由神宗向皇后垂帘同听政，四月，拜韩忠彦为相，再次遭到士大夫强烈反对。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如果韩忠彦不是外戚，拜为宰相是无可非议的，但身为驸马之兄，则不可居宰相之位。因此，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罢相，次年，徽宗就此专门颁布诏令，声称外戚专权是祸乱天下之根源，并规定：“自今勿援忠彦例，以戚里宗属为三省执政官。世世守之，著为甲令”。（28）
    郑居中与韩忠彦一样，并非凭外戚身份获得重职，却因后来成为外戚而不久于相位。宋代权势显赫、影响较大的外戚宰相是韩侂胄和贾似道，他们两个弄权于南宋中、后期，这与当时各项制度多遭破坏有关，而且，正如张邦炜先生所说：他们二人“并无取宋朝而代之之举”，在宋代，人们更多地把他们看成权臣，而不仅仅视之为外戚，因为，他们把持政权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29）
    总之，宋代限制外戚担任要职的所谓“祖宗家法”，在大部分时期得到了较好遵循，只有少数时期例外。在诸多条令法规的约束下，宋代虽有多次母后垂帘听政，但没有出现外戚篡夺之祸。这种赋之以厚禄而不授以重权的“待外戚之法”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赞扬，如高宗曾说：“朕深不欲以国戚任军旅及朝廷之事，万一有过，治之则伤恩，释之则废法。”（30）这种待外戚法也得到了士大夫的广泛推崇，刘克庄即称：汉朝因外戚专权而衰亡，“独本朝戚畹谦下，损益异于前代，盖祖宗但赋以禄，而不任以事，乃所以深爱之也，岂必使之与寒士争进哉！”（31）“深爱之”虽系虚美之词，但也是事实，南宋权势显赫一时的两个外戚宰相皆死于他人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