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狩猎县：忻州，1个。
    通商贾或趋盐利县：交城、曲沃、安邑、蒲州，计4州县。
    好蓄积州县：绛州、夏县、蒲州、临晋、猗氏，计5州县。
    少织衽州县：盂县、兴县、乐平，计3州县。
    好祀鬼神州县：万泉、寿阳，计2州县。
    尚豪侈州县：永宁，计1县。
    由上可见，在94个府属州县中，13.8%的县有民风直鲁习俗，55.3%的县有民风淳朴的习俗，78.7%的县有力耕织之风，76.6%的县有节俭的习俗，21.2%的县有崇尚儒教文学的习俗，17%的县有讲礼义的习俗，13.8%的县有不喜文学的习俗，12.7%的县有不通商贾或少商之风，仅有4%的县通商贾，其中交城县尚是农末相资，安邑县系有天赐自然结晶的盐池之利。显然，明前期的山西，是一个男耕女织、节俭淳朴的自然经济结构比较典型的社会区域。
    二
    发生民风变化的24个府州县，已占全省府州县的24%，而且这些府州县多分布在汾河、涑水流域及府州重镇。
    总之，山西民风，正如明人顾炎武所说，“国初，民无他嗜，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后则靡然向奢，以俭为鄙。……而奢靡之风，乃比于东南”（顾炎武《肇域志·山西》）。
    三
    对于明中叶以来，山西一些地方民风的变化，明朝统治者十分担忧，纷纷哀叹民风之变。如崇祯《山西通志》称：“山西厥土硗瘠，故民多贫厥，俗尚勤俭，故用仅足，今地理所出不逮曩者，而侈靡更炽，将何以为继耶？”明人周永春说：“窃闻沃土之民淫淫则忘善，瘠土之民劳劳则思善，今民不知劳劳而淫淫心舍力奢溢潜差，俗敝矣”（崇祯《山西通志》卷29艺文中序）。万历年间汾阳知府赵乔年，在《风俗利弊说》一文中称：“志称民性淳厚，俗尚勤俭，好义敦信，岂非陶唐氏之遗风犹未泯欤，惟是宗室繁衍，渐流怙移，民间效尤，竟务奢靡，建淫祠，崇鬼事，媟亵不经之费动千百计，财匮而俗亦蔽矣”（万历《汾州府志》卷2地理类）。统治者认为“侈心一开，渐就波靡，俗使然也，返薄还淳，标俭朴，是有望於维风者”（崇祯《山阴县志》）。万历《汾州府志》称：“挽奢归俭，在司世教者，身先之而已”（卷2）。万历时任阳曲县知县的周永春曾组织文人编撰《复古指南》，“取仪礼诸书互相参证，……自冠礼以至交际凡十款，明白简易，而又绘之以图，俾便观览也。”周永春认为“风正俗善在此一举矣”（崇祯《山西通志》卷29）。万历时，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还专门编撰了《实政录》，要求属吏照此办理，以正民风。如《实政录·禁约风俗》称：
    “一织金装花木，王府仕宦人家，品服以别贵贱。今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已为僭分，又有混戴珠冠及金银的髻四围花通袖刻丝捺纱挑绣袖口领禄等服，而倡优装饰金银满头……又有衙棍市游绫缎手帕滥作裙裤杂色宽带与衣齐，甚为可恨。今后庶民之家，富者止许无补绫罗缎绢，下三则人户梭布绢绸，凡在省销金价除汗巾销金不禁外，敢有於衫裙及书简箸签轴帐帘帏销金及男女僭分穿着前衣者，乡约举报到官，男子罚谷五十石送边，仍与匠人裁缝俱重责枷号，其倡妇穿锦绣金珠者，乐工重责枷号，衣饰赏给孤老。一访得本省妇女戴金不戴银，有一簪金重一两二钱者，……下五则人户不许戴金首饰，上四则人户应戴金簪者不许一钱……一二金线梁便有品级，三镶云履原是朝靴，俱非仕者之服，近日不余缙绅金梁乱戴，而吏承门快镶履乱穿，甚属僭逾，今后但有仍前滥穿妄戴及男性牦高过八寸，女性髻高过五寸……妇衣过膝三寸者，俱违新题事例，除夫男重责升户外，工匠裁缝人等枷号革铺，系外来者送解原籍……一房屋为蔽风雨，雕刻彩花为何，间架有品级，民间岂得乱盖，至於镀银鞍辔殷绢围裙捺织座褥金银器皿俱非士民之家所宜泛用，违者许诸人告出升户三则。……一聘约之费共计富者不过五十两，贫者不下五两，嫁女之费总计富者不过百两，有爱女者分与私财，过后供给，贫者荆钗布裙，各从其便……一切夸眼虚文，过饰僭分者，尽行裁革，违者许乡约举出，升上户，坐重差。”
    不难看出，吕坤等明政府官员，为了使山西民风退回到明初的状态，可谓费尽心机。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山西一些地方民风之变已经势不可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