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在中国沉寂了几十年之后，从80年代中期迅速复兴，各种成果不断涌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在中国现代史领域，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还不算多。社会史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到底有何关系？怎样从社会史的角度拓宽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加深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关于社会史的定义，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世界各国学者至今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英国的社会史学家布雷维里曾归纳为3 种主要观点，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也提出3种观点，蔡少卿把西方对社会史内涵的解释归纳为7种，常宗虎则把国内外的各种观点归纳为8种。但是概括起来，主要地有以下几种：
    （一）社会史是排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外的各种社会活动构成的历史，即社会生活史。因为过去的历史是以政治史为主的，因此作为政治史对立面出现的社会史，就强调研究一般的社会生活。英国著名史学家屈维廉在他那本享有盛誉的《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前言里即宣称：“社会史可以消极地概括为：除去政治的一国人民的历史。”〔1〕布雷维里也说：“最古老的观点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这是把社会史视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军事活动以外的社会活动所构成的历史。”〔2〕国内的许多史学家同意这种观点，如《历史研究》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的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即强调开展“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3〕。冯尔康、陆震等皆持此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4〕，“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5〕。
    （二）关于穷人或下层群众的历史。这种观点与上述第一种观点比较接近，因为以往的政治史都以上层社会的主要人物为研究对象，既然要排除政治史，研究社会生活，就必然强调研究下层群众。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就再现了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史。美国史学家斯特恩也说：“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恰当地表述人民的经历，是否独立于（尽管不一定与之对立）占统治地位的机构或上层的文化标准。这种方法导致人们对下层阶级集团特别感兴趣，如奴隶、仆人和产业工人阶级。”他还说：“在美国，人们普遍地把社会史限定在对社会一般成员，而不是精英集团中的个人研究之上。”〔6 〕国内有的史学家也持此种观点，如王家范认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目前应迅速将透视的焦点从国家上层移向社会下层，下力气研究芸芸众生，……透过他们日常普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展示千百万人的‘众生相’，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7〕
    （三）社会史就是社会的历史、全面的历史、整个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在最早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时，就已经把它作为涵盖了人类全部历史的领域，其创始人吕西安·布洛赫即说：“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8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不像经济学或其他用连字号连接的历史，社会史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专门化学科，因为它的主题不能孤立起来。”〔9 〕哈罗德·珀金说：“社会史不是历史的一部分，用阿瑟·雷德福的话来说，社会史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全部历史。”〔10〕美国史学家埃利说：“把社会史理解为整个‘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各种零散的专题（劳工、社会问题、教育、人口统计等等），相对来说这种观点正在得到公认。”〔11〕国内有的史学家也持此种观点。李大钊即认为：历史“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整个的社会的变革”，“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他认为“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12〕陈旭麓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13〕乔志强认为，“社会史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它体现的那种‘全面的’、‘整体的’历史”〔14〕。他又说：“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历史……是研讨人类社会及其机制的发展的历史。”〔15〕但他对这种“社会的历史”作了限定，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16〕张静如也不同意社会史只研究社会生活或下层群众的历史，而认为应该“研究社会的全部历史”〔17〕。由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编委会，虽然认为社会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又认为“社会史是研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即社会构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的历史”〔18〕。
    （四）二元论，认为可分为狭义的社会史和广义的社会史。狭义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即传统历史课题以外的课题；广义社会史则无所不包，即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其研究对象是广泛的、综合的，诸如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风俗、民情等，但它更注重经济和文化要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9〕。虞和平、郭润涛所写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即分为整体社会史和专题社会史两部分，认为整体社会史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历史中人和人群在各种生活领域内的生存和活动状态，及其相互间的结构、互动关系和发展变化过程；专题社会史则包括人口史、商会及其他社团史、城市史、会党史、近代化史、社会心态史、社区史研究等等〔20〕。
    （五）含义不定，认为它只是一个新方向、新方法。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很难给社会史下个确切的定义，社会史只是一个目标，并未形成一个确切的具体的范畴，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种新方向〔21〕。国内有的学者也持此种观点，如赵世瑜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22〕常宗虎逐条分析了关于社会史的各种定义，认为它并没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专有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失败”，它只是“史学研究方法”，“至少在法国、美国和英国，它已基本上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得到普遍使用”〔23〕。郭春生也认为：“社会史不能作为学科而存在”，“在史学创新中‘社会史’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弥补传统史学之‘残阙’，是对只研究政治的传统史学的补充，其最终目标便是使历史成为‘整个社会的历史’。因此，‘社会史’概念在史学创新中是供史学家们运用的工具和方法。”〔24〕
    以上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有自己的合理性。如第一种观点主张研究社会生活，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社会生活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中可以发现影响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屈维廉曾对社会作了三个层次的分析，认为“经济状况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社会生活反过来又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没有研究社会生活的社会史，“经济史便无价值可言，而政治史则是一笔糊涂帐”〔25〕。而传统的历史学，对社会生活研究得太少了。第二种观点主张研究穷人或下层群众的历史，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历史并不只是上层少数人创造的，下层的广大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太少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同样可以发现影响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更好地说明许多重大决策作出的社会根据。第五种观点强调社会史是一种新方向、新方法，更是有道理的。
    但是，上述的不少观点也是有缺陷的。布雷维里在谈到关于社会史的几种观点时即说，关于把社会史看作是排除了政治等活动的社会生活史的观点，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缩小了自己的研究范围”，“还导致这样一种危险性”，即由于排除了政治等活动，“结果使自身变得琐碎而浅薄”。关于社会史即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容易导致“非历史的、循环的”论证方式，“而且缺乏真实意义”。至于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是经验的不是行为的观点，“将会把人们从社会史的领域引入心理史的领域”。他认为：“这三种观点看来都行不通。”〔26〕美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社会史有三个缺陷是不可克服的，一是“有关课题本身界定不明确，研究范围、对象、基本概念模糊不清”；二是“对历史的解释与传统史学有何不同并不清楚”；三是“整合上的困难”，“即综合历史学全部成果并调和新旧史学对立局面的难度巨大”〔27〕。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不如直接叫“社会生活史”；第二种观点不如直接叫“下层社会史”；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中的广义社会史、整体社会史，不如直接叫“社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第四种观点中的专题社会史，不如按其专题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