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运行研究。这也是社会史很重视的研究内容，即着重研究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内容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机制等组成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问题及其治理，社会运行的状态与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内容。20 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100年，对各个时期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深入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深化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还可以总结许多经验教训，为今天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借鉴。例如社会史在社会运行的研究中很重视动力机制，而社会需求正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民国时期，正是由于国家和社会不能满足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人民才起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一直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可是在一个长时期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过于重视阶级斗争，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重视如何满足国家和集体的需要，而对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则有所忽视，致使在20年的时间中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结果导致了20年停滞的局面。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结果使中国社会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这些方面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深化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还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深化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认识，使社会更加良性地运行和发展。对于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治理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3.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研究。这也是社会史很重视的研究内容。普列汉诺夫在谈到社会心理时曾说：“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不可能”，“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31〕张静如在谈到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时引用这段话之后说：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从事各种专门史的研究，都不能忽视社会心理的研究。譬如对建国初期历史的研究，我们只注意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注意到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突出毛泽东的理论如何正确，但从来没有人注意这个时候的社会心理。如果不是中国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变化，就无法说明新政权刚刚建立、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怎么能产生出那么大的社会能量，取得那么大的社会效益。又如“大跃进”年代“左”的错误政策的贯彻之所以非常顺利，除了组织上的行政干预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政策在当时有社会心理基础。从整个社会看，包括领导集团、高级干部、广大群众，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观念，幻想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贫穷面貌，而且过高地估计了自身能力，以为可以不顾客观条件，只要主观想干就能达到目的，从而形成一种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32〕。
    这样的例子，在现代史上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过去在谈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时，往往过分强调中国共产党号召的作用，好像党的什么指示、号召一发出，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展起来了。事实上，这些指示、号召当时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指示、号召就可以发动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主要还是各界人民群众民族心理或民族主义思潮在起作用。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一步步向华北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都先后行动起来，就连一些地主甚至土匪也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所以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顺应民意，及时地转变政策，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为这一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样讲，既使我们看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深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之处，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日本学者就很重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民族心理的研究，专门编写了题为《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书。我们也应该向日本学者学习，加强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的研究。
    4.下层群众和社会生活的研究。这也是社会史重视研究的内容，而现代史研究则往往忽视的。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论述的往往是领导集团、上层人物、杰出人物的活动，对一般群众的思想活动和社会生活一般谈得很少。事实上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往往影响到领导集团的决策，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例如国民党及广东、南京政权之所以能战胜北洋军阀、北京政权，就是因为北洋军阀、北京政权争权夺利，战乱不已，人民生活不下去，而对代表新生力量的国民党及广东、南京政权抱有希望。但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国民党不顾人民群众的抗战愿望，消极抗战，并开始腐败，越来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希望和平，并且不希望同外国缔结军事协定。据1946年11月沪江大学对967名学生的调查，有490人认为中国不应同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协定，423人认为中国内战应绝对避免〔33〕。 可是国民党当局对外依附美国，对内挑起内战，更加失去民心。与此相反，共产党总结两次失败的教训，已经成熟起来，不但获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还逐步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成为一种更具有生命力、更受到广泛欢迎的社会力量。人心的向背，决定了共产党必然要取代国民党。从这些方面来说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就似乎更加深刻，更能反映出各种政权兴衰成败的历史必然性。
    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史著作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还可以纠正一些现代史著作枯燥干巴的毛病，使内容更加丰满、充实，更具有可读性。例如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状况，过去讲得比较简单，使人知之不详。近几年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何友良著《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江沛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社会变迁》，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生动材料。如果能把这方面的一些材料写入现代史著作，就会使现代史著作内容更加丰满，论述更加充分。
    第三，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
    前苏联的米罗诺夫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中曾提出，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重新解释历史资料；二是一开始就借助社会学的全部方法来认识历史现象〔34〕。这两者都能运用，可以互相结合。社会史研究中常用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很多，仅就理论和方法而言，虞和平、郭润涛、蔡少卿、常宗虎等文章中就分别提出人口论、结构论、功能论、模式论、分层论、流动论、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文化学〔35〕；结构理论、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互动理论、角色理论、个案研究法、抽样法、统计调查法等等〔36〕；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结构分析法、新史料、新手段和新技术等〔37〕。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都可借鉴和运用。
    当然，提倡以社会史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并不是要以社会史研究代替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倡加强社会史的研究，是指借鉴社会史研究的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开阔自己的视野，拓宽研究的领域，加深对现代史的理解，丰富现代史研究的内容，改进现代史著作的写作方法，并不是要以现代社会史代替中国现代史。在借鉴社会史研究方法，吸收社会史研究内容时，也要注意不能把内容搞得太琐碎。要加强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不必过于注重体系和概念，以免陷入这方面的争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