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斗争的具体情况，并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材料，但其结果，有关文献是这样记述的：“在去年十月产生（按指北京小组产生--作者）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13页。）。
    亲身经历了此事的张国焘有较为具体的相似回忆：“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变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07、108页。）
    尽管人们对这次斗争的情况，仍然还不能清楚了解，但这已足够说明问题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开展劳工运动。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北大学生党员进一步加强了与劳工运动的联系。1920年冬，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杨人杞等曾多次去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 月1日正式开学，入学者全是工人及其子弟，由邓中夏主持校务， 杨人杞、朱务善、罗章龙、吴雨铭等轮流讲课。办学经费主要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每月拿出百元上下”，时任北大庶务主任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13～114页。）。一批北大年轻党员和进步学生住在劳动学校， 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开始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的结合，并推动北大进一步面向社会，面向劳动。正是在这批北大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推动下，1921年5月1日，以长辛店为中心，以参加劳动补习学校学习的工人为骨干，北京举行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注：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6页。），以纪念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工人们散发了大量传单，一张传单写道：
    “北京劳动界的伙伴们：现在社会上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们劳动界的朋友们辛苦劳动用血汗得来的东西？
    回看我们自己，甚么都没有享受，只得着痛苦和饥饿，这难道是平允的事吗？
    今天是三十二周劳动纪念节，是全世界劳动界朋友们奋起图强的日子，我北京亲爱的伙友们，也快些起来救救自己吧！”（注：《“五一”劳动节传单》，1921年5月5日《晨报》。转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90页。）
    传单的沉痛呼吁和表现出来的强烈愤慨，反映了中国工人新的觉醒。因此，如果说，头年（1920年）的5月1日，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次用游行示威的形式来纪念国际劳动节，是5 位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北大学生和3位工读互助团团员的一次感情冲动（注：1920年5月1日，北大学生5人和工读互助团团员3人分乘两辆汽车，上街发传单，纪念国际劳动节，全数被捕。关于这次“汽车游行”情况，《初次的赤旗》（载《景山之东》，1924年5月初版）一文有详细具体的描述； 《北大生活》（1921年12月17日）上有照片。）；那么，这一年（1921年）5月1日，北京举行大规模集会示威游行来纪念国际劳动节，则是由北大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组织领导、理性选择的结果。就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北京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它是建立最早的中国北方第一个工会，是“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注：《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是中国北方现代劳工运动的起点。
    第四，参与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之前，中国的土地上已有了6个共产党地方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的成立和由各小组派出代表到上海举行“一大”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主要是由上海小组的发起和推动（注：参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一文，《共产主义小组》（上），第45～47页。）。因此，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上海小组堪称筹建发起组，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指出，北京小组曾参与了发起筹建，贡献亦不小。我们或可称之为参与发起组，这从以下几点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一、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两位主要创始人，即陈独秀与李大钊。陈独秀是上海小组的创始人，而李大钊是北京小组的创始人，是他们两人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其时间和地点是在1920年2 月中旬李大钊化装送陈独秀离京往天津南行途中。“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按指李大钊，下同--作者）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注：着重号为笔者加。）。这是1927年5月24 日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的高一涵在武昌各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介绍李大钊生平业绩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中的“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一句，13个字，可谓字字千钧，它帮助我们解决了党史学界的一个大问题，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迄今还被认为没有完全落实的历史悬案。高一涵这个讲话离建党只有6年多一点时间， 离李大钊被害还不到一个月，因此，所说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应是真实可信的。这条材料，过去并未被人们所知晓，80年代初期，经我从汉口《民国日报》上发现抄出，写入拙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986年版），首次作了披露，以后才逐渐引起了注意。建国以后，时隔30多年，1963年10月，高一涵作过类似的回忆，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帐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注：王星拱，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教授。）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帐薄，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注：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高一涵的这段回忆，同三十几年前1927年他在武昌追悼李大钊会上的讲话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就是这段回忆却没有提及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建党的事，其原因迄今还不是很清楚，但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和李大钊共过事关系密切的朱务善，在建国后却有一段和1927年高一涵在武昌讲话内容相同的回忆，他说：“一九二○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帐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注：转引自《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笔者曾就这段材料于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告笔者：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他把这段朱务善的回忆材料写进《传》中，是经过斟酌，很郑重的。因为是访问材料，当时未注明出处。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过高一涵，他记得这是朱务善的回忆。我又问朱教授：朱务善回忆材料，现在是否还保存着？朱教授说：“文革”中，因为李大钊同志被打成“叛徒”，写李大钊传被诬蔑是在为叛徒翻案，因此凡是与《传》有关的材料（当时称作黑材料）都烧了。）这里所说：“商讨有关建党”，自应是指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高一涵1927年在武昌会上讲话中所说“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完全一致。两相映照，十分明白。由此可见，李大钊送行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件事，在当时李大钊的同事和学生中，还不只一个人知道。这就完全证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历史依据。他们两人相约于1920年2月中旬，地点是从北京到天津的骡车中。于此有必要指出，这和北大是不可分的。应该说，是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在北大共事时期，凭借北大的舞台，演出了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等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而两人却共同遭受北京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不得不离京出走，南去上海，李大钊被迫化装为陈送行，两人在骡车途中，相互郑重道别。“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两人在患难中相互达成一致共识，一个庄严的承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而后两人就运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巨大号召力，分别在上海、北京两地，迅速把建党付诸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人有两段诗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承。这决不是偶然的。
    二、李大钊送走陈独秀后，仍然和陈独秀保持紧密联系，1920年7月、9月，张国焘、张申府分别离开北京，南去上海。他们曾把李大钊关于建党的意见报告陈独秀，陈独秀也通过他们把在上海的建党计划转告李大钊（注：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 册第二章《北京小组的组成》；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 《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0～331页。）。连党组织的名称定名“共产党”，也是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而后确定下来的（注：张申府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见《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0页。）。因此，客观地说， 筹建中国共产党，除去陈独秀、李大钊是主要发起者外，时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和讲师张申府，也是参与了的。
    三、1921年3月， 李大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最明白地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新型共产党组织。他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 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各国的C派朋友， 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这是对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作组织舆论准备。 因此，在筹建中国共产党问题上，如果说，上海的陈独秀行动上最快、最果敢；那么北京的李大钊则在思想上最鲜明、最坚定。他们两人紧密配合，南呼北应，共同奏出了中国20世纪一曲最壮丽的乐章。
    四、北京小组为中共创建提供了强固的组织基础和卓越的领导骨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国有党员53人（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6页。）。据统计， 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有21人，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张太雷、李骏（以上属北京小组）；陈独秀、沈雁冰、李季、袁振英（以上属上海小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以上属广州小组）；毛泽东（长沙小组）；包惠僧（武汉小组）；张申府（注：沈雁冰，即茅盾，1913年秋入北大文预科，在北大学习三年，1916年毕业。李季，1918年北大英文系毕业，1929年加入中国托派组织，后退出。1949年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包惠僧，1919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张申府，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学习一年后，又考入北大本科哲学门，学习两个月后，又转入数学门，1917年毕业后，入北大研究所作研究，1920年任北大哲学系讲师。）（巴黎小组），占全国党员人数的2/5。这21人中，有一多半是在北大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后走上革命征程的。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是党的主要创建者，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张太雷、范鸿劼、谭平山、沈雁冰等，则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出席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13人中，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与北大发生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有6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陈公博、王尽美、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从召开一大到三大，每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其成员“出身”北大者不少。第一届临时中央局委员3人，“出身”北大者2人（陈独秀、张国焘）；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5人， “出身”北大者4人（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出身”北大者5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罗章龙）。由此可见，北大进步师生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中，曾提供了多么强固的组织基础和多么卓越的领导人，为民族和国家作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
    关于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关系，其实，北大人在讲述本校的历史时，早就有过论述。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烈士王懋廷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写道：“自五四后，同学受了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荡，均有到民间去的呼声。一部分同学更由平民运动进而作劳动运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设立，都是这两种运动的表现。不久而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在北京宣告成立。……北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实在是由北京大学孕育产生的”（注：王懋廷：《怎样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1925年12月17日。）。30年代，一份明显来自敌对营垒的情报材料，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这份材料写道：“北京大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这是谁都知道的。在民国九年间，北大有左倾教授同学生，就和莫斯科发生了‘互通声息’的关系。到了民国十年，莫斯科外交代表优林来到北京，北大思想左倾的教授和学生，由陈独秀、李大钊主持之下，和优林过从甚密，不久便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产生。集合一切社会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大集团。但是这个集团中的分子，有的信仰马克斯〈思〉的共产主义，有的信仰薄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基尔特的社会主义，对第三国际的命令，不能一致接受。所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了六个月，便改组了。把不信仰马克斯〈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一体淘汰，只留下单纯的信仰马克斯〈思〉主义的分子。所以就把社会主义青年团便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此后，莫斯科第三国际在中国便有了直属支部。团以上更组党，党名为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简称CP。团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莫斯科第三国际便委了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北大为共产党之大本营。后来大露头角之共产党，大多数出身北大，此乃北大共产党己往之概略也。”（注：《国立北京大学共产党一瞥》，《防洪》月刊第二期，1937年。）这里，如果撇去作者就中共和第三国际的关系作居心不良的猜度外，其他所述，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北京大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正是北大历史之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