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建国后，我党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上的两次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划分标准在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我党长期为一个理论认识问题所困扰，即要不要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并且是以经济关系作为划分阶级属性的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标准。在实际工作中，他对知识分子也十分尊重。然而由于知识分子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法等问题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必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政策。也由于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及其领导者斯大林、布哈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还由于民主革命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知识分子时，往往十分注意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状况。因此，他在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不仅坚持以经济关系作为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还要附加上世界观特别是政治立场的因素，有时甚至把世界观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理论观点，相当长时期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一旦强调阶级斗争，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看得过重时，便给知识分子重新带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认识正确的时候。例如1950年经过修改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对于其中“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11〕再如，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视察天津时就指出：“如果是大学教授，即令其家里有几百亩地，但他主要是靠薪水生活的，可以加入工会，因为其要求与工人是一致的。……我们许多同志只同情穷人，这是好的，因为有较大的可能争取为无产阶级。但要懂得，不要光看表面，光看生活。聘请就是雇佣，大学教授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而农民只挣几十斤米，生活很苦，但不算无产阶级。”〔12〕可惜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取得中央的共识。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邓小平同志。他复出之后，在郑重地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尽管也提到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已转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了，但是，他显然是不主张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的。这从他1978年3 月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的讲话》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他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13〕邓小平同志在这段论述中明确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我们不能因此把他们划到“资产阶级”中去。这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不能把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同志的以上重要论述，彻底纠正了以世界观作为标准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观点，标志着这个困扰我党数十年的理论是非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从而也使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最终的解决。
    第二，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上的一次重大发展。我党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评价，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最新、最完整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中，既不像在旧中国，也不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分属于不同阶级，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二是我们正处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时代，处于这一时代的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有一定特色的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力量。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的两次飞跃，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实现的，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重大发展。
    首先，关于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确认，既是在阶级属性划分的标准上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又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尽管马克思曾经正确地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受雇的知识分子属于“生产工人”，但总的说来，在剥削制度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完整的阶层，而是分属于各个阶级，即使属于“生产工人”的那一部分也是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不同了，它具有新的涵义：其一，它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而言的；其二，它意味着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居于国家的主体地位，这把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命题，是在新技术革命时代，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对我国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最新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时，研究了科学和生产的关系，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过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4〕从这个结论出发，马克思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因素。并且指出脑力劳动比起体力劳动来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此，恩格斯指出，不仅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知识分子，而且在建设新社会、新经济、新文化中，他们也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他说：“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需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15〕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十分重视。他曾经提出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的著名论断，他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在建国初期，当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数量还很少的时候，就必须吸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今天的高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在生产中的应用更是日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由于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使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构成要素）和结构基础（组合方式）都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开始形成新的一代生产力，即科学生产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先进生产力。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先进生产力中最富有能动性的要素。这是因为，先进生产力是以高科技为核心的，而知识分子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载体，则是高科技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应用者。现代化的大生产表明，知识分子不仅担负着高科技的创造和传播任务，他们还承担着高科技直接应用于生产的任务，他们和生产工人一起将高科技这种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且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主体生产者。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也使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邓小平同志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16〕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有的称之为“知识价值社会”。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后工业社会”的五个方面，其中特别强调了知识和科学技术专家居于“中轴”的地位。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科学论断，正是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其科学涵义非常丰富。
    第三，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党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新认识，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它首先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高度信任。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是整个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甚至歧视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居于工人阶级之上的独立阶层，从而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同产业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也是完全错误的。其次，它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寄予无限的期望。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是我国赶超国际先进科技水平、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力量。第三，它也表明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本质意义还在于向知识分子提出了坚持工人阶级立场，自觉担负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正是基于对我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新认识，及时和不断地对我国知识分子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首先果断地结束了建国后确定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和政策。1978年10月，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说：“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17〕这一年11月发出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就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意见。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82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在1990年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表述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这一政策正是建立在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新认识的基础上。“政治上一视同仁”或“充分信任”，是根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分析提出的；“工作上放手使用”和“生活上关心照顾”是由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决定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5月提出的“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重要思想，则是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