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将刘少奇派赴天津以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张闻天又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国统区工作的恢复、发展及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决定派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以恢复同上海地下党的联系、恢复中共中央对上海工作的领导。冯雪峰是30年代初期张闻天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担任宣传部长时的助手，机警精干，富于地下工作经验，熟悉文化宣传工作，与鲁迅、茅盾及进步文化界有较广泛的联系。1936年4月，张闻天将正在河东的冯雪峰调回，布置新的任务， 令其前往上海。
    行前，张闻天亲自向冯雪峰交代任务：第一是“外交”，即同南京方面联络，促进联合抗日；第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领袖及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第四，开展文艺界方面的工作。当时，周恩来也亲自交给冯建立一个电台以同中央联系的任务。张闻天还专门叮嘱冯雪峰，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先了解一下情况后再与地下组织联系。〔13〕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以“李允生”的化名开展工作，很快建立了与陕北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建立了上海--西安--陕北的交通线，并成立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重建了上海的中共组织，恢复了中共中央对上海地下工作的领导。同时，还与从苏联回国同国民党洽谈国共合作事宜的潘汉年、胡愈之接上了头，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按照中央和张闻天的布置，冯雪峰到上海后，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任务，积极开展工作。5月3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制订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其宣言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当时在上海文化界，来自中共党内和“左”翼的关门主义偏向仍非常严重。其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展开激烈论争，以及对赞成统一战线的鲁迅、茅盾加以无端的攻击、排斥。对此，在1936年8月9日给刘少奇的指示信中，张闻天即指出，在对于文化界的领导方式上，应该注意与文化界代表人物共同协商、共同处理问题，“过去党团决定一切的方式，应该改变。或者不要党团的组织更好。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我们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14〕上述指示，为中共在国统区文化界工作的转变划出了基本的轨迹。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上述指示和关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新的精神，对文化界“左”的偏向加以校正，也进行了有成效的工作。1936年8月， 鲁迅发表著名的长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提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的主张。此后，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渐趋平伏。10月1日，21 名著名作家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上海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对于上述工作，张闻天给予了直接的指导。近年研究者在历史档案中曾经发现一封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指示信〔15〕，即反映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张闻天、周恩来对白区工作指导的正确、及时，以及他们对改变中共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左”的倾向所作的努力。同时，还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有关问题上冷静慎重的态度及其所具有的极高的策略水平。〔16〕
    此信之后，1936年7月下旬，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并将“上海工作”作为会议议题之一。在会议上，张闻天指出，今后上海工作的主要任务，仍是扩大统一战线；目前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转变还不够；文化界的团体及救国会等统一战线的组织，尚较狭隘；对南京方面的活动也要扩大。会后，张闻天又按此精神给冯雪峰写信，对有关问题作出具体指示。
    会后，在张闻天的直接主持下，对上海工作在组织上和领导人员的安排上，均作了加强。1936年9月， 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赴上海，后又任命他为中共驻沪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闻天又将刘晓派赴上海加强领导。〔17〕
    通过以上工作，中共在上海、南方的白区工作乃至整个白区工作均得到巨大的恢复、发展，并在当时及此后的国共谈判和整个统一战线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策略路线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和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