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他长期革命斗争生涯中，有许多得力的助手。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从二十年代末开始，潘汉年就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潘汉年驰聘在左翼文化战线，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功勋卓著，有许多成就就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直接指挥下取得的。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革命文化工作者从斗争前线，从内地、海外，陆续聚集到上海。在党的领导下，各类进步团体、文艺社团相继成立，各种进步刊物先后出版，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书记。周恩来虽然主管组织、军事工作，但对文化工作也十分关怀。他很注意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为加强创造社党的力量，周恩来约见阳翰笙，要他和李一氓去创造社工作，和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组成一个党小组，以此为核心，培养和发展党的组织。沈端先（夏衍）翻译了一些作品，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从潘汉年那里了解沈端先的一些情况，认为沈可能是条件较好的文艺骨干，就要潘汉年作进一步了解。潘汉年找了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赵容（康生），赵把沈在日本的经历写成文字交给了潘并说：这样的人才放在闸北搞工人运动，跑跑纱厂，是可惜的。潘汉年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29年9月， 周恩来将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并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筹备工作。
    当时在革命文化阵营内部，围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一方是创造社、太阳社，一方是鲁迅。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之前就有所察觉。他开完中共六大，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经哈尔滨，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任国祯处看到鲁迅给任的信上，有对这场论争不满的表示。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又从潘汉年、冯雪峰处了解了革命文化阵营中矛盾的新发展。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过问了这场论争，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而是创造社、太阳社里的党员犯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毛病，于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以及对茅盾的批判，结束论争，共同对敌。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 为加强宣传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由潘汉年担任文委书记。潘汉年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先后撰写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和《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使这场革命文学的论争逐步平息。潘汉年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开会，统一思想，酝酿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率先作出自我批评，要冯雪峰、吴黎平和他拜访鲁迅，自己又专程与鲁迅交谈。1930年3月“左联”成立， 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这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对30年代“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二
    1931年4月， 中共中央特科（即中央的保卫部门）原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投敌。周恩来得悉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调陈云、康生、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潘为特科负责人之一，并接替陈赓任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到中央特科不久，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去中央苏区，直接相处虽只有七八个月，但潘汉年出色的工作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确证向忠发叛变一事就是一例。
    顾顺章被捕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迁居周恩来处。周恩来、邓颖超一再关照向忠发不要外出，但向不听劝告。1931年6月21日， 向趁周恩来、邓颖超不在家，去姘妇杨秀贞处，住了一夜。翌晨，向雇出租车时被叛徒叶荣生发现而被捕。向忠发被捕，潘汉年得到特科干部黄慕兰的警报，迅即上报周恩来、陈云。随后，从法捕房关系方面获悉，向在捕房时，已供出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和杨秀贞的住处，以及戈登路（今江宁路）中央秘书处机关，使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苏才和陈琮英、杨秀贞都被捕。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处又获悉，向忠发一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即又供出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住址。接着，特科二科干部王子春（又名欧阳新）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处获知向忠发已被秘密枪决。向既已叛变，又即被枪决，使人费解。周恩来要二科找到向叛变的口供材料。潘汉年要王子春设法秘密地把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经潘汉年送周恩来审阅，认定向忠发确已自首叛变，取消了原来打算的悼念活动。潘汉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沪。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蛊惑人心，于1932年2月16日至21日，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 《时事新报》上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伍豪是周恩来曾用的化名，许多同志都知道。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以此造谣污蔑，制造中共党内和进步人士中的混乱。中央特科把揭穿国民党伪造此启事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潘采取了有力的反击行动：一是在上海散发反击国民党造谣污蔑的传单；二是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党组织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同期发表《国民党造谣的又一标本》评论文章；三是向申报社送去中共临时中央代写的《伍豪启事》，虽未登，但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告人以有两个伍豪，而后一个伍豪启事是对着《时报》等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四是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名义，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与此同时，在中央根据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布告，驳斥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国民党这一卑劣的阴谋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