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周恩来正在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面对抗日战争新形势，周恩来对潘汉年作了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
    1937年7月7日（一说8日），周恩来会见潘汉年、刘晓等， 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地方党的工作，指出：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当周恩来从潘汉年那里得知叶挺正在上海，他要潘安排与叶挺见面。周恩来和叶挺会面后，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领导这支队伍抗日。后来叶挺以其特殊身份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共领导的新编第四军军长。1937年8月下旬， 潘汉年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主任，根据周恩来关于充分利用上层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的指示，“八办”在刘晓等地下党领导协助下，开展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统一战线工作，出版各种书报刊物，宣传我军战况，搜集敌友我各方面情报，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12月10日，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撤离上海去香港。1938年1月，潘汉年到汉口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并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会见文化界人士。2月下旬，潘汉年回香港后， 与廖承志一起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继续开展统战工作，领导隐蔽战线工作。1938年10月，潘汉年赴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9年5月，又返香港。冬， 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领导机关设在香港、第一线在上海。中央情报部又决定由潘汉年、廖承志和刘少文组成情报委员会，潘负总责。1940年8月，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工作时， 谈到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由廖承志管筹款，潘汉年管情报及文化，刘少文管统战。这时，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和要求，坚决执行打入敌伪组织的工作方针，积极工作，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予以应变。潘汉年奉中央命令从香港到上海配合。周恩来为保护留在重庆等内地的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免遭国民党迫害，布置几条撤退路线。潘汉年抵沪后，会同有关同志作了具体安排，有些人留在香港，有的人去了南洋。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香港设第二调查分局，潘汉年任分局长，负责搜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材料。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在重庆兼管第二调查分局和重庆的第三调查分局。1941年6月13日， 潘汉年向中央报告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重要战略情报。7月至10月间， 潘汉年数次向中共中央及时报告日本南进的重要战略情报，及其演变内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恩来急电廖承志、潘汉年、 刘少文，提出将困留香港的爱国人士疏散转移。当时潘汉年正在上海。经中央同意，潘用特殊关系，把华南情报局在香港的情报摊子分批撤离香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1942年1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王尧山等和潘汉年撤离上海到淮南根据地。1943年春，潘汉年任华中局情报部长。
    六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1946年5月，潘汉年由北平飞延安汇报工作。 根据中央社会部的决定，“归周恩来副主席全权分配”，同月，潘汉年偕夫人董慧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周恩来决定潘汉年和陈家康一起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华岗联系。后来周恩来到上海，决定潘汉年不作公开活动，以领导情报工作为主，同华岗、乔冠华、龚澎分别保持联系；必要时，参加外国友好人士方面的活动。潘汉年的掩护身份是中共与“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和“行总”（行政院救济总署）的联络代表。潘汉年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单位仍旧潘汉年领导。潘汉年在上海逗留约4个月，因时局日趋紧张， 组织上命他随时准备离沪去港工作。1946年9月上旬一个夜晚， 潘汉年应召赴“周公馆”，周恩来与他长谈良久。不日，潘汉年即与夏衍同机飞抵香港，继续从事对敌隐蔽斗争及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则于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飞返延安。
    1947年1月16日， 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不久的周恩来起草蒋管区党组织调整方案，经中央决定成立香港分局，管理南方工作，潘汉年被任命为香港分局委员。
    国民党统治集团倒行逆施，失道寡助，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陆续从内地，从上海来到香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先后在香港召开代表会议。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指出：按美国国务院政策，“到蒋（介石）真正无法统治下去时，则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等代替蒋介石，此时则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我们对于美帝这类阴谋是应当揭穿的，但对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与倒蒋运动则应当利用，以促成他们间的更大分裂。”“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潘汉年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开展了大量工作。其中，为接送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潘汉年和方方、夏衍、章汉夫、连贯、钱之光、饶彰风和乔冠华等排除万难，精心组织，从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分20余批，出资租船输送350余人从海路安全抵达东北、华北解放区，无一失误。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加快，国民党阵营内部分崩离析，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加强做好策反工作。1948年3月11日， 周恩来就时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对内战“无信心”，致电方方、潘汉年，指出：“卫有争取可能”。提出要他们通过关系去做工作。12月3日， 周恩来又致电潘汉年并告方方，介绍傅作义进退失据的情况，指示做傅的工作。潘汉年也将争取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之事致电周恩来请示，经同意，与上海地方党组织共同努力和策划，争取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起义，使这两大系统大批技术人员、资材、档案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