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独秀曾一度积极主张国民政府北伐。1926年3月2日，在同苏联布勃洛夫使团谈话时，陈独秀就“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18）。为什么在发表《北伐》一文的前后陈独秀却如此坚决地反对北伐呢？“三·二○”事变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变化是促成陈独秀思想改变的主要原因。
    “三·二○”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场已经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19），日益走上反动。一些反动的国民党老右派和新右派，在蒋介石的扶持下，肆无忌惮，公开与人民为敌。他们的反革命行径主要表现在：
    一、压制、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三·二○”事变是蒋介石公开打击共产党的开始。他以阴谋的手段迫使共产党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后，并不就此罢休。5月，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抛出“整理党务案”，其“目的完全在压制共产党”（20）。“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不得占执行委员总数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才能下达等等。这是对共产党的严重限制和削弱。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压制共产党，而且还制造各种理论根据，排斥共产主义，妄图在精神上消灭共产党。他公开兜售“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谬论，说“实行共产革命至少是在三十年乃至一百年以后或不会成功，照这种情形看来，中国现在是需要国民革命，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21）”并要求“做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唯一指挥者”。他喋喋不休：“我们更须知道，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22）。其消灭共产党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二、专权自擅，大搞个人独裁。“国民党自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已成了中派蒋介石个人专政的局面。（23）”蒋在“三·二○”事变中得手以后，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急于篡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他把领兵北伐看成是实现这一野心的绝好机会。他在主持制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时提出的要求是：“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也就是军令、政令必须由总司令来统一；“总司令部的规模要大”，也就是要大到军事独裁的规模（24）。因而，《组织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为其（指总司令──引者）统辖”，“从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处、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各军事机关均属于总司令部”，甚至“凡国民政府所属民政、财政各部机关（亦）均需受总司令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北伐军总司令完全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了。1926年7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又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25）”
    三、限制和摧毁工农运动，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北伐开始前，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凭借手中的权力，借口北伐后方安全需要，极力压制广东的工农运动。北伐初期，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布告北伐期间禁止罢工”（26）。陈公博与孙科联名提议解散工人代表会及广东总工会，由政府办一个什么总工会来统一职工运动。甚至通过决议：“在工农运动中打倒左倾的流氓派及右倾的反动派”（27）。蒋介石公然包庇工贼陈森残杀工人。这些都大大助长了资本家和工贼的反动气焰，于是压迫工人破坏工人运动的事件不断发生。在农村，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勾结土豪劣绅和当地驻军镇压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则经常攻击农民是“土匪”。几乎所有各县的县长都被地主和贪官污吏所把持。省县反动势力上下勾结、狼狈为奸，他们没有一天不攻击农会。特别是第五军李福林部对农民运动仇恨尤甚，常以剿匪为名，摧残农会。
    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不仅在政治上迫害工农，还在经济上掠夺人民。他们借口北伐战争需要，向人民横征暴敛。北伐筹款“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是面向“小商贫农”（28），“强派公债，预征钱粮”。这种“搜刮及于平民”的政策，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困难。
    可见，北伐前夕，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已公然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
    三
    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陈独秀的民本革命思想的要求。他敏感地觉察到，由这些人来领导北伐，很可能牺牲人民利益，将北伐引入歧途，因此，他断言北伐时机尚不成熟，应该推迟北伐。后来，北伐的发展证明了陈独秀的判断。在北伐中，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利用掌握的北伐军，与北洋军阀抢夺地盘，争夺统治权。从北伐的最终后果来看，北洋军阀虽被打倒，但又被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取而代之。帝国主义不仅丝毫未受损害，反而在新军阀中找到新的代理人后更加肆无忌惮。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均未完成。民众运动遭到摧残，共产党被取缔。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依然一片黑暗。显然，这是北伐时机不成熟而早产的一个怪胎。因此，陈独秀在北伐前提出时机尚未成熟，无疑具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但这一观点又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实际上，北伐时机是否成熟，取决于革命势力还是反革命势力掌握北伐军的领导权。共产党和革命力量掌握了北伐军的领导权，就可能把北伐引向正确的道路，成为推进国民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的要求。反之，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掌握，就可能把北伐引向歧途，成为他们争夺地盘和利益的手段。北伐前，北伐军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手中，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北伐军微乎其微，因此北伐时机确如陈独秀所言还不成熟。但是，陈独秀判断北伐时机成熟的标准却是民众运动的充分发展，即“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29）”。而不是北伐军掌握在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手中，因此，《北伐》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的观点虽有一定的正确性，却有很大的局限性。
    《北伐》的这种局限性，主观上无疑是陈独秀民本革命思想片面重视民众运动、忽视军事斗争的表现。而客观上它却是当时历史环境的产物。当时的条件不允许陈独秀发表无产阶级应大力发展武装、搞军事斗争一类的言论，因为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右派分子，都具有军阀本性，懂得有了军队就有一切的道理。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掌握武装的问题十分敏感和警觉。陈独秀如果发表此类言论，必然要遭到他们更大的围攻。此外，共产国际也不赞成共产党掌握独立的武装力量来做军事运动。“三·二○”事变发生后苏联勃洛夫使团就指责共产党“过分注意军事工作”（30），应对事变负有责任。事变后，陈独秀曾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但是，“国际代表不赞成”。陈独秀也曾“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习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也不同意，其理由是“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参加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甚至公然宣称：“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31）。共产国际的这些做法无疑给本来就有偏重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斗争的陈独秀一种支持，促成他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