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观点的提出及其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红西路军问题也是其中之一。许多研究者和当时参战的西路军指战员发表了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和回忆录，而其中竹郁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实探》（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陈铁键的《论西路军》（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以及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最有份量，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西路军与张国焘毫无关系，西路军是执行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牺牲是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必要代价的观点。其基本论点是：（1 ）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路军的组成及西进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而不能将其视为退却，更不能同张国焘路线相等同；（2 ）西路军的失败不是由于执行了张国焘右倾错误而造成的，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任务多变，是为了掩护河东红军和友军，即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然而新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第一，新观点始终没有说清楚为什么长时间党中央、毛泽东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如前所述，1937年初还在西路军尚未完全失败时，或刚刚失败之初，党中央就把西路军的组成及失败同张国焘错误联系在一起了，而此时张国焘仍然在陕北，仍然是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么为什么对中央的这种指责他没有辩解呢。如果西路军果真同张国焘无关，那么张国焘不可能不辩解。我们从凯丰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曾为自己辩解过，如对此上还是南下是不是路线分歧这一原则问题上，他就在《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中辩解过：“假如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8 〕而唯独他在西路军问题上没有辩解，退一步说，如果当时他不好辩解，或无法辩解的话，那么当他在国外写的《我的回忆》时完全有条件进行辩解，而他却没有辩解。然而对这种奇怪现象无论是徐帅的回忆录还是竹郁、陈铁键的文章都没有给予回答，这不能不说是新观点的不足。
    第二，新观点在西路军失败原因上过分地强调了失败是由于任务多变造成的，却忽视了其本身即西路军领导在判断、指挥的失误的探讨。事实上，西路军的失败与西路军领导者的指挥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当宁夏战役流产后，党中央曾询问西路军主要领导人，西路军能否独立打通新疆时，他们声称马家军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完全有把握消灭二马，打通国际通道。这里犯了轻敌的错误，正因为不了解对手而又轻敌，所以当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他们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时，他们并没有表示出不同意见，结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动变成了被动，进而走向了失败。
    三、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
    西路军到底同张国焘有无关系，这是西路军研究中争论最多也是最为集中的一点。我认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有两种历史资料不容忽视。
    其一是凯丰的文章，党中央的决议，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张国焘本人的回忆等。凯丰的文章，党中央的决议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已在本文第一部分论述过，这些文献都是在西路军尚未完全失败或失败之初就已存在的文献，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资料，按历史学家的分类属于第一类资料，即可信的，能够作证的资料。而张国焘的回忆属于当事人的回忆也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他本人回忆说：西路军是执行了他筹划已久的“西进计划”“我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9 〕尽管竹郁在文章中对此批判说：“叛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什么，西路军是执行他的‘西进计划’，纯粹是谎言，谎言是无法改变历史，而历史终会拆穿谎言的。”〔10〕但张国焘毕竟是当事人，对他的回忆我们绝不能用简单的谎言两字概括。所有这些资料我们都可以认为是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这些文献的一个共同特点即西路军是受张国焘指使的，或者说西路军与张国焘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大量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同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来往电报以及中央当时的决策，指示，命令等，这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进以及两度建立根据地都是受中央军委及红军总司令部指使的，与张国焘的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