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最原始的资料，同样是第一类资料，然而结论却如此不同，甚至相反。怎样看待这两种相反的结论呢？怎样对待这两类资料呢？，传统论者更多的强调第一种资料，而新观点则看重第二种资料。那么这两种资料之外能否寻找到第三种资料，能否得出第三种更切合当时实际的观点呢？笔者认为有第三种资料，也能得出第三种观点，即西路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的资料和观点。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央的西进计划与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说起。
    中共中央的西进计划也就是打通国际路线，早在1935年6月，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军委就致电红四方面领导人，提出了今后的战略方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11〕这是迄今为止查到的最早提出西征的记载。1935年8 月毛尔盖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上述主张；同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陕北，向中央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工农红军靠近苏联。这样，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剩余的只是解决怎样打通国际路线的问题。1936年6月26日毛泽东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 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认为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张掖）、凉（武威）、肃（酒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所以他要求一方面军务必在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夏马鸿逵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同时电告四方面军，外蒙与苏联已订立军事互助条约，共产国际盼望中国工农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一方面军自东征回师后正猛力发展陕甘苏区，以渐次接近外蒙；要求二、四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由此可知，中共中央自1935年6月，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就提出了西征计划，而到1936年下半年已基本成熟了西征计划。
    几乎同中共中央西征计划的同时，张国焘也提出了自己的西征观点：其西进观点开始于建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这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到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张国焘始终坚持的一个主张，即建立一个“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12〕的各民族的联邦政府，第一次提出了西通青新的主张；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又反复强调了西进主张，关于这一点他在叛逃后写的《告国人书》中说得很清楚：“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的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13〕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后，更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西进观点。
    中央有西进的计划，张国焘有西进的企图，在此情况下，在张国焘放弃分裂党和红军的前提下，为了顾全大局，党中央及中央军委采取妥协策略，让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并在随后组成了西路军，关于此以下三点可以为证：
    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虽然表面上同意北上的方针，但同时多次表示了还要西进的企图，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陇西通谓，折而向西，奇取甘肃的河西走廊。”〔14〕他认为“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15〕显然他的北上同中央的北上不同，是要向西发展。而此时中央也认为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同意北进是张国焘路线破产的标志，至于提出独立进取甘西等只是具体军事部署上的分歧，不属于路线之争。毛泽东也说：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正是在这样情况下，为了迁就张国焘，中央采取妥协态度，同意了红四方面军提出的先机渡河，奇取甘北的意见。
    第二，凯丰在1937年2 月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很清楚地道出了中央的妥协原委：“中央在与国焘争论最厉害时，为了顾全党内和红军的团结，曾经允许迁就国焘向西宁的计划。但他（中央）一刻也不放过向东发展的计划，在给国焘第五电中说：‘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在这电中为着求得红军当时的团结，中央认为在东出不利的条件下，可以向西宁、青海发展，但并没有放弃再行向东发展的计划”。〔16〕可见当时为了团结张国焘，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央作了妥协。
    第三，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也说明了中央的妥协政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对张国焘还是采取了妥协政策，当时党中央及毛泽东已经感到张国焘有“借宁夏战役计划以营私”的企图，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确“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但为使宁夏战役能够顺利进行，不仅同意了由红四方面军组成西渡黄河之主力，而且为了争取和缓和同张国焘的矛盾，一方面恢复使用“朱总司令、张总政委”的两种名义，另一方面再次致电彭德怀，要彭德怀与张国焘处理好关系，使他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的坚决性，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可见在整个过程中，中央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为了争取张国焘采取了部分妥协政策，而西路军本身可以说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
    既然是中央的妥协，那么为什么又要把西路军的失败说成是张国焘错误的结果呢，如前所述这是持新观点的文章所欠缺的部分，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又是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不如此就不能解决整个西路军的争论问题。笔者以为有这样两个原因：
    第一，中央对张国焘作了让步，让其部队西渡黄河并组成了西路军，对此中央及毛泽东内心是不满的，是不情愿的。随着西路军在河西的失利和失败，这种不满情绪越来越表现出来了，而此时（1937年初）也正是清除张国焘路线的时期，这样西路军问题也就成了批判张国焘错误的一个重要证据。这可以从当时很多资料中得到印证。
    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央对西路军本身在河西的活动不太满意，甚至将西路军的很多活动看成是继续执行张国焘错误的行为。如1937 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的《党的工作副刊》发表的《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中就这样说：“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和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使西路军遭受失败。”〔17〕很显然，将西路军的指挥上的某些失败看成是张国焘错误在部队中的继续，这是中央及毛泽东长时间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连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西路军研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绝不能用一种资料来概括全部，应对应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注释：
    〔1〕周忠瑜：《西路军失败原因再认识》，载《西北史地》，1989年第2期。又对《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载《攀登》，1989年第4期（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12期）。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98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人民出版社，1991。
    〔3〕〔10〕《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第28～30页，第18页，1983。
    〔4〕〔5〕〔6〕〔8〕〔13〕〔16〕〔17〕《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46页、第10页、第81页、第31～32页、第621页、第46页、 第80～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7〕转引自《社会科学》、（兰州），1989年第2期。
    〔9〕〔14〕〔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51页、第301页，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1。
    〔1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12〕《中共同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载《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