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氏霸府的确立
    司马氏霸府经过了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司马炎三代人的经营。司马懿无疑是司马氏霸府的核心人物。
    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卷1《宣帝纪》第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进入曹操丞相府，但是并不被曹操看重。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魏国建立后，司马懿成为太子中庶子，辅助曹丕，“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晋书》卷1《宣帝纪》第2页）。曹操逝世后，司马懿是策划汉魏禅代的主要人物之一。由于司马懿是太子党的人，又为曹丕登上皇位出力不少，曹丕即位后，司马懿得到重用。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司马懿任抚军将军、录尚书事，黄初六年加抚军大将军。曹丕逝世后，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共同辅佐魏明帝。
    在魏明帝曹睿时期，司马懿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魏国的重要谋臣，又同时是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奉命征伐辽东公孙渊，十一月平定辽东准备撤军。十二月，魏明帝病重，感到自己不久长辞于世，养子曹芳年龄小，有必要对后事作出安排，“帝（魏明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封辅政”（《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1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将司马懿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但是，在刘放、孙资的帮助下，这些顾命大臣很快被废除，司马懿顺利地登上顾命大臣的位置，与曹爽一起掌握曹魏的大权，这次斗争对于司马懿的政治生涯十分重要（关于曹睿顾命大臣的改变对于司马懿政治生涯的影响，可以参考王永平《世族势力的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该文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
    曹芳即位后，司马懿为太傅，与曹爽共同辅政。在最初的几年，司马懿和曹爽的矛盾尚未公开化。曹爽为了使自己的权力不被架空，任用了一批心腹之人，进行所谓的改制活动（对于曹爽的改制，后人将其称为正始改制。关于正始改制的内容、性质等问题，已有学者论述，如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正始改制这个问题有过研究，认为正始改制是在早期玄学思潮影响下的一次政治改良运动。杨耀坤《有关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对于正始改制的内容也有过研究，另外还有其他的论文对此有过论述，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和详细论述）。随着改制的进行，一大批受到打击而心怀不满的老资格官僚聚集在司马懿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对曹爽的集团，骨干分子有王肃、孙礼、王观、高柔、刘放、孙资等人，这些人都是资格较老的官员，威望较高。他们对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控制曹魏政权，建立霸府起了很大的作用。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曹芳前往拜谒高平陵。高平陵与洛阳相距较远，但是曹爽并没有考虑到司马氏方面的威胁，他与其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彦均跟随车驾，司马懿于是趁机发动高平陵政变，曹爽等人毫无办法，听任司马懿摆布。不久，曹爽等人被杀，“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三国志》卷28《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第759页）。至此，曹爽集团在高平陵政变中土崩瓦解，曹魏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司马懿的手中，司马懿以太傅的身份控制了曹魏政权，确立了霸府统治。
    高平陵政变以突然袭击的形式出现，并且带有很多的偶然因素在里面，最后竟然取得了胜利。清人叶适就认为：“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之业，虽无两汉本根之固，然自操至此已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遽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然竟以胜”（叶适《习学纪言》卷27，第2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其实，高平陵政变是一个早在酝酿中的计划，其偶然中带有必然性。在司马懿与曹爽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司马懿并不是凭借着个人的力量和曹爽集团进行斗争，以司马懿为首也形成了一个士族集团。司马懿能够取得高平陵政变的成功，与这些大臣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另外，高平陵政变的成功，与司马氏家族及其联姻士族也有密切的联系。司马氏家族是一个渊源久远的家族。司马懿能够控制曹魏政权，消灭曹爽集团，实行霸府统治，不仅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还依靠着河内温县司马氏家族的力量。当然，对于司马氏家族来说，他们真正的崛起还是依靠司马懿；反过来，司马懿又通过家族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众多的司马氏子孙布满曹魏政权内外，从而为司马氏霸府以晋代魏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与此同时，司马氏通过婚姻集结了朝廷中的一大批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对于士族具有很大的影响。婚姻不但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行为。恩格斯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彩：“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司马氏联姻的多是士族大家，河内张氏、太原王氏等，显示出了联姻的政治性，这些联姻家族为司马氏霸府的确立和晋代魏出力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