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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苏俄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高校理论战线》 张宏毅 参加讨论

三、几点启示
    (一)正确认识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从美苏两国的实践看,20世纪的生产力水平既适合于资本主义,也适合于社会主义,因此才会有两个大国的巨大进展。对于过去和当前资本主义在推进生产力方面所表现出的很强的生命力决不可低估,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最彻底的国家。苏联过去把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进入总危机后的不同阶段,我们国家也曾把当今资本帝国主义看成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都是不客观的,只会麻痹了自己。
    对于从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俄国而建立的苏联和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经过革命变革而建立的新中国而言,其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同样适应20世纪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是由于过去基础落后、底子薄,就只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起点而向前发展。任何人为地拔高社会形态,急于过渡的做法,都只能把事情引向错误的极端。但是,过去苏联有过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飞跃,都说明社会主义的巨大生命力。任何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理由的说教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人们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正确做法是,既看到学习资本主义长处的必要性,又不忘资本主义根本性弊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二)人们的认识和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坚决克服教条、僵化与自满
    从认识上看,美利坚民族不太注重理论而比较重视实践,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自发性,尽管我们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也有理论存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加上美利坚民族的特点,使得美国思想传统一般不会转变为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处在不断革新之中,这不能不是美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和科学体系,需要建立在反复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之上,更加需要自觉地与时俱进。恩格斯曾经指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27](P636)这里,核心是“科学”二字,即要以科学态度观察和研究客观事物,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苏联成功的经历告诉我们,十月革命的胜利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俄罗斯实际,与时俱进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设的成就,同样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以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旧的俄国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兴盛起来的。它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向往的对象和效法的榜样--“走俄国人的路”。它的国力曾威振一时,打败了横扫欧洲的纳粹德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主要贡献。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苏联还懂得“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8](P167)直到30年代,苏联都曾用租让制、半租让制(合资企业)吸收外国贷款,接受西方技术援助,招聘外国技术人员,发展对外贸易等方式,加快社会主义的发展。
    但是,由于成就,苏联领导人开始骄傲自满并背上沉重的包袱,看不到或不愿承认自身存在于经济政治中的严重问题,看不到资本主义正通过改革而发展自己,加上“冷战”的形势,便大大收缩了与西方的经济关系。而自身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做法以及思想与理论的禁锢,使得80年代中期的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几乎陷于停滞状态。及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干脆全盘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向西方讨生活,这也就注定了苏联的灭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复杂局势下,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更显勃勃生机。这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值得人们认真汲取。
    (三)要认真解决好制度问题
    从美国和苏联的历史实践中看出,解决好健全民主制度、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问题是极端重要的。美苏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否有切合本国国情的具体制度,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美国有一部相对稳定的宪法和相应的制度,这对于美国资产阶级的长治久安是有利的。其中一些制度也确实防止了个人专断的发生。反观苏联,恰恰没有解决好适合于苏联社会主义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以至于从斯大林起都未能解决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有着深刻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8](P333)
    当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正反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制度改革,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内容广泛的各种民主监督制度。我们的国家正在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这些改革的深远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四)必须坚持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动摇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当它不断地鼓吹向外输出价值观时,很懂得牢牢抓住自己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美国学术界重要刊物之一《外交史》杂志1994年冬季号一篇文章强调,“国家安全政策包含着保卫国内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免遭外来威胁的必须的决心和行动”,而“这些价值观除了用于战胜敌人外,还成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29]例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直到今天,美国各个阶层中,到处有人宣传私人企业的优点及社会主义必定导致的罪恶;由于几代人以来,资本社会的宣传机构一直在传达这种思想,其中包括各种媒介物、学校、教会、政客以及决策者,因此我们才产生这种偏见。凡是出现对‘自由企业’的批评,经常都被视为不合乎美国格调的论点,资本主义相对地被认定是符合政治自由的唯一条件”。“‘个人主义’在美国被视为隐私权的保有,它并且代表了在生产、消费及娱乐上无需公有的一种形态。……这种‘个人主义’只不过代表一个人有‘野心’,而且被视为一种伟大的社会价值。”[30](P33、35)看来,美国在坚持和巩固自身核心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坚持个人主义上,真是十分的顽强。
    反观苏联的过去,他们在坚持核心价值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却是教训深刻的。在列宁逝世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教条主义盛行。赫鲁晓夫当政以后,在反对个人崇拜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口号下,以极不严肃的态度肆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并且毫无根据地宣称,苏联将于80年代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理论的混乱导致实践的混乱,正好为那些早就想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人如戈尔巴乔夫之流以最有利的可乘之机。
    (五)必须坚决地反对霸权主义
    苏联由盛而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沾染上了大国沙文主义病毒,走上了争霸的道路。美国尽管尚未出现绝对衰落的征兆,但其穷兵黩武,大肆扩张,已使他霸权地位的衰落成为不可避免。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无论一个国家强大到什么程度,只要它妄想奴役世界,就一定会由盛转衰,而其竭尽全力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也终必土崩瓦解。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和过去受压迫受侵略的经历告诉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霸权主义,永远不做超级大国。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庄严宣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31]这段话,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意志和决心,又反映了我国领导人对内政外交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管以何种理由和借口去压迫别国,就说明他们在原则上已经背叛了国际主义。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像中国这样以如此明白无误的语言,把反对霸权主义的决心昭示于世。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对自己正义的事业充满信心。
    原文参考文献:
    [1](美)安德鲁·罗恩斯利:《超级大国也需要朋友》,英国《观察家报》2003年1月1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1月14日。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
    [3]路易斯·B·赖特:《生活在美国的边疆》(Louis B.Reiter,Lif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纽约,1980.
    [4]弗·索格林:《美国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从奠基者到20世纪末》(俄文版),莫斯科,1995.
    [5]参看刘绪贻、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年)》,人民出版社,1989.
    [6]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9](美)罗伯特·D·霍马茨:《美国力量的源泉》(Robert D.Hormats,The Roots of American Power),《外交》,1991年,夏季号。
    [10]刘元琪:《美国学者哈拉比谈美国经济的现状及前景》,《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
    [11]詹姆斯·M·斯科特:《冷战结束后--在冷战后世界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James M.Scott Editor,After the End-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orld),伦敦,1998.
    [12]詹姆斯·福洛斯:《敌人:一个爱与恨的故事》(James Follows,Enemies:A Love-hate Story),《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91年9月9日。
    [1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
    [14](日)冈部直明:《从“9.22”到“9.11”》,《日本经济新闻》,2004年9月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9月11日。
    [15]萨罗·拉什迪:《美国和反美者》,美国《纽约时报》,2002年2月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2月17日。
    [16]米哈伊尔·杰拉金:《2001年9月11日--苏联后世界结构的完成》,《21世纪自由思想》(俄文版),2002年,第1期。
    [17]约瑟夫·奈:《美国软实力的下降--为什么华盛顿有理由担忧》(Joseph S.Nye,Jr.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Why Washington Should Worry),《外交》,2004,5/6月。
    [1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9]《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
    [2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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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西尔维亚·伍德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衰落》(Sylvia Woodby,Gorbachew and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旧金山,1989.
    [23]《公报,冷战的结束》,(Bulletin,The End of the Cold War,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华盛顿,2001年秋/冬。
    [24]《真实的信徒》(The True Believer),《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91年7月1日。
    [25]《美国的好消息》(Good News for America),《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91年9月2日。
    [26]《美国倡议召开帮助苏联人的世界会议》,美国国务卿贝克1991年12月12日于普林斯顿的讲话。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FP-1709.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28]《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
    [29]伊兰·泰勒·梅:《评论: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外交史中间的文化和性别》(Elane Tyler May,Commentary: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Culture and Gender in 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1994年,冬季号。
    [30]迈克尔·巴仑蒂:《少数人的民主》(中译本),四季出版社,1980.
    [31]《人民日报》,197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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